我的美國之路(37)_科林·鮑威爾

三七

　　我本該明白不能這樣回答。在最後一天的最後一次考試中，利文沃思雄心勃勃的教師們顯然想讓你進攻！進攻！再進攻！我得了我惟一的一個2分，當然這仍不失為不錯的分數。畢業時，我在我們班的步兵學員中位居第一，但排在一名炮兵學員，即才華出眾的少校D·惠倫之後。惠倫後來官升至準將。

　　要是當上第一名當然會讓人高興，可是我仍然認為，我的回答並不比教官想要的回答差。這揭示了我在未掌握足夠的情報之前謹慎從事的天性。一旦掌握情況，我會大膽地甚至是憑直覺就採取行動。那天在利文沃思，我只是個學員，回答的是假想的問題，即便有傷亡也是在紙上。我的建議和決心會真正造成傷亡的時刻總會到來的。就算到了那天，我也不會改變我的處理方式。依我看，這種處理方式可簡單地歸納為：一停，二看，三聽，爾後再用所需的全部兵力快速而猛烈地實施打擊。

　　利文沃思實際上將我帶進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其它國家也將軍官隊伍中的佼佼者送到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來學習。我們與他們同學習、同吃飯、同娛樂。這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認識將來可能（後來確曾如此）與之共同策劃聯合軍事行動的人。我在利文沃思的好朋友之一是比利時的陸軍少校約瑟夫·沙利耶。我第二次見到他時，他已經成了比利時武裝部隊的參謀長。我們在北約組織內還一起共過事。老同學關係網就這樣誕生了。

　　市民們紛紛接納了這些外國軍官，他們遠離家鄉，有些還離開妻小。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堪薩斯人邀請他們去野餐、參加感恩節和聖誕節晚宴、生日紀念及洗禮儀式。多年以後，正值我擔任裡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時，我們在巴基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齊亞·哈克訪問期間遇到過一次小小的危機。當問及他想邀請哪些客人到白宮參加為他舉行的國宴時，齊亞說他想讓埃德和多麗也參加。埃德和多麗是誰？原來齊亞當年還是個少校時，曾在利文沃思上過學。郵遞員埃德和他的妻子多麗幾乎把他當做自家人。齊亞心中對他的朋友仍充滿著溫暖的記憶。」因此，不免有些吃驚的埃德和多麗就這樣被飛機送到華盛頓出席了宴會。

　　阿爾瑪是作為公理派教友接受的洗禮，我們住在利文沃思期間，她成了新教聖公會教徒。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在精神上也想作為一個家庭一起成長。阿爾瑪的堅信禮和利文沃思的所有其它事情一樣，舉行時也有歷史作背景襯托。小紀念堂是紀念1876年6月25日在小盤羊陣亡的第七騎兵連的士兵的。在阿爾瑪施堅信禮過程中，我仔細觀賞了紀念堂牆上的飾板。緊靠前門旁邊的石板上刻有G·A·卡斯特中校，他弟弟T·W·卡斯特上尉及其他在那災難性的一天裡遇難軍官的名字。其它飾板的歷史意義雖沒那麼大，但也相當感人：「第六騎兵團……少尉J·A·魯克……奮力搶救另一名軍官的生命……溺水身亡。」在利文沃思流傳著一個笑話，講的是一個小男孩和他的母親在紀念堂的事。小孩問媽媽，飾板上為什麼刻著那麼多的人名字。他母親解釋說：「他們在服兵役時犧牲了，」小孩接著問道：「是8點半做禮拜時死的還是11點做禮拜時死的？①」

　　①英文SERVECE一詞，既有服兵役，也有做禮拜的意思，小孩把他母親講的服兵役理解為做禮拜了，故這樣提問。——譯者注

　　我們過的舒適生活即將結束。我去越南的命令已到。那天我下課後回家時，看到當時已5歲的邁克騎著三輪腳踏車用兩個輪歪著車身在做轉彎動作。琳達在跟好朋友卡特的一對雙胞胎玩。我喊叫著孩子們，飛快地把他們抱起來。這次分別將會比上次難得多。另外，戰爭已不再是我1962年渴望去經歷的那種冒險了。如今我既是丈夫，又做了父親。

　　我把這種念頭撇開。托尼說得對。我們是職業軍人，而越南正是我們該去的地方。

　　我開車把家屬從利文沃思送往伯明翰。我不在家這段時間，阿爾瑪和孩子們將住在那裡。阿爾瑪的姐姐芭芭拉離婚了。她們兩姐妹及孩子們，共4個表兄妹，將一起租住在一所房裡，離阿爾瑪雙親居住的塔倫特鎮約一英里半。我喜歡這個地方，它似乎讓人放心。我也喜歡姐妹倆合付房租這一點，這樣比較節省些。

　　我出發前幾天，阿爾瑪有個想法。我們當時住在新南方。過去4年來，公共膳宿設施一直是對所有人都開放的。伯明翰最雅致的飯店「議會大廈」以其出色的餐廳引以為自豪。阿爾瑪說：「咱倆去那裡吃頓飯，我為你餞行。」那天晚上，我穿上第一次赴越南時買回來的最考究的香港西裝。阿爾瑪像往日一樣時髦漂亮。我們進入餐廳時，看不到有別的黑人主顧。進入昔日的禁區，我們不是沒有一絲膽怯的。但是，如果不去享受我們久已被剝奪的日常生活甘果，那些靜坐、進軍、法庭和議會鬥爭、殉難、消除種族隔離等等，所有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在餐廳領班的引導下來到一張餐桌，受到殷勤的服務。

　　快吃完飯時，我遞給阿爾瑪一個信封。

　　「這是什麼？」她問道。

　　「把它放好，以防萬一。」

　　「什麼萬一？」

　　「萬一發生什麼事。」

　　信封裡裝的是萬一我從越南回不來時該做的事。阿爾瑪不是那種逃避現實的人。我有不少朋友——「潘興步槍會」的夥伴、在蓋爾恩豪森和德文斯堡時的好友、步兵高級訓練班時的同學——都已經死于越南戰爭。我們在本寧堡認識許多陸軍軍人遺屬。我們簡單談了我的願望，例如，我想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然後我們又回到比較愉快的話題上來。

　　重返越南戰場令我難以接受的部分原因是當時美國國內的情緒。人們認為戰爭造成的損失似乎只是軍人及其家庭的事，只是那些不幸捲入這場混亂戰爭的人的事。人們不像在其它戰爭中那樣，把犧牲看作是為了共同目標全國應分擔的事。作為職業軍官，我願履行自己的職責。可對於國內其他人來說，我們是在孤軍奮戰。在這場戰爭中，我們的敵人堅信自己的事業，不管代價有多高都願意付出，而我們國家卻不是這樣。後來，我們的政府又花了5年時間才把我們撤出來。

　　為了趕上午8時30分從伯明翰起飛的航班，我們不得不在天明前趁孩子們還熟睡時就起床。這次，我讓阿爾瑪開車送我到機場，但我只想讓她把我送到停車場為止。我們在車裡道了別。1968年7月21日，我又踏上了去越南的征途。

　　◎第六章　重赴越南

　　1962年所見過的西貢如今像是被巨人踐踏過一般。過去滿是人力三輪車的街道，而今擠滿了吉普車、指揮車和軍用卡車。以前美國存在不事聲張的地方，而今到處都是美國兵。安靜的夜總會已代之於嘈雜的酒吧，裡面雲集著以美軍士兵為服務對象的酒吧女郎。這個迷人的，具有殖民地特點的首都四周環繞著美軍兵營、指揮所、倉庫、機場、醫院，甚至還有軍事監獄。如今的西貢已不再是東方的巴黎，倒更像一座美國大兵營。我迫不及待地想到內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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