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28)_科林·鮑威爾

二八

　　次日，送補給品的直升機落在我們的環形防禦圈內。我給卸貨組發出信號，全班衝刺般地跑到機艙口，所有人都想同時爬進飛機裡去。當我又重新訓練他們時，他們倒也沒怨言，最後終於學會了。

　　那是5月份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們正在巡邏，腳下踩著克拉莎草，渾身大汗淋漓，手不住地拍打著蚊蟲。這時一架L—19「獵犬」觀察飛機飛來，在頭頂上嗡嗡作響。飛行員用無線電說，他帶來了我的專遞航空郵件。須臾，郵件就拴在一塊很大的黃手帕下搖搖擺擺地飄落到地面上來了。我跑到空投區，發現一隻裝滿一瓶瓶「裡茲牌」花生醬的盒子，盒子底部有一隻標有「嬰兒信函」的信封。我撕開封口，一張照片露出來。一張胖胖紅潤的臉兒帶著在世上只滿一天的全部驚喜凝視著我。他像誰？他長得怎麼樣？我道不出個所以然，但他是真實的，他是我的。歡迎你，邁克爾·鮑威爾。越南士兵都圍上來，我讓他們看照片，他們讚歎不已，並為我高興。然後我就把照片裝進了上衣口袋，讓它一直伴隨著我。

　　5月份下半月，我又有一次短暫脫離戰鬥的機會。我被召回到順化，那是南越軍第一師顧問團所在地。我要去見的是步兵人事處的委派軍官。假定我能安然無恙地在阿壽山谷熬過來，任職期滿後人事處還會把我派往別處。我是從野外直接乘直升機飛來的。當我們接近這個越南古都時，我被這座城市的美麗吸引住了，波光粼粼的香江，具有歷史文物建築意義的城堡，還有那法國殖民地的迷人風光，一切盡收眼底。一下飛機，我立刻產生了每個前線老兵驟然回到後方時的那種感覺：這裡出奇的乾淨，似乎什麼都井井有條，平常的聲音聽起來也那麼不尋常，所在之處與曾在之處相比較如此的不協調。我肩挎M—2步槍，皮帶上掛著手榴彈和匕首，靴子上還帶著阿壽山谷的泥土。除了在溪流中簡單擦洗過一下之外，我已經一個月沒洗過澡了。內衣呈黃灰色，布料幾乎被汗水腐蝕透了。我先到軍官食堂去吃美國飯。食堂裡著裝整齊的參謀人員看著我，他們的那副神態好像在說，你到這兒幹什麼來了？我用目光回敬他們說，我知道我為什麼來這兒，但也許你們忘記了。我吃了一塊牛排和法式炸土豆條，喝了一杯牛奶，胃裡又是很不好受。離開食堂時，我感覺全身無力，噁心，甚為想念我的米飯團子。

　　我到師部委派軍官斯皮爾斯中校處報了到。至此我已在軍隊服役快5年了，在越南還剩約7個月的時間。我渴望知道步兵人事處對我下一步作何打算。在那個年代，陸軍對有功的軍官有一套巧妙的安排方式。關鍵是你在派遣點的表現要達到一個符合鑒定報告的一系列數據。中校翻了翻我的個人檔案，抬起頭來說：「鮑威爾，本寧堡，步兵軍官高級培訓班。」

　　我甚覺意外。「我剛剛學完基礎課程，沒上過高級班。」我說道。

　　「沒關係的。」他回答說。他面前有那個有魔力的數據，可他不想透露，不過他還是說：「如果你提前晉升為少校，不要感到意外。」

　　我剛當了7個月上尉，這位就在談什麼橡樹葉了①。儘管他說的話讓我覺得沒準兒，離開他辦公室時，心裡還是免不了得意洋洋。過去和未來數月的所有艱難困苦和恐懼不安，不知怎麼似乎變得容易忍受了。

　　①美國陸軍和空軍中，少校和中校級軍官的銜徽為橡樹葉圖案。——譯者注

　　回到阿壽山谷，我又開始在筆記本上作單調的記錄：

　　5月16日，星期四，8點10分交火。被越共手榴彈炸傷3人。搗毀2所房屋，3公頃木薯，1公頃水稻。

　　5月17日，星期五，一連16點15分交火，1人陣亡。

　　5月18日的記錄值得一提。「8點5分交火，越共亡1人……」當時我們一直沿著一條峽谷巡邏，流向峽谷的一條小溪的流水聲掩蓋了我們的動靜。這一次，我們的尖兵班在越共發現我們之前先發現了他們。這一次是我們打了伏擊戰，我們盯住了他們。一陣掃射撂倒了好幾個越共，餘者趕緊逃走了。我們小心翼翼地走過去，看到一個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這是第一個可以明確證實是我們打死的越共。他仰面朝天躺著，無神的雙眼朝上凝視著我們。這個人身材瘦小，面皮粗糙，臉呈深棕色，穿一身做工粗糙的黑布短衣褲。我們將這種衣服稱為睡衣褲。我的目光落在他腳上。他足登舊輪胎做的涼鞋，剪下的一條輪胎胎壁權做鞋帶。這就是我們見不著面的可怕敵人。我心無所動，同情肯定談不上。我們這一方的死亡和痛苦見得太多了，誰還管他們怎麼樣呢。我們俘虜了受傷的越共就離開了。

　　首次證實有越共斃命一事大長了南越軍的士氣。後來稱之為「數屍體」的數字遊戲當時尚未實行。不過，越南人早就猜出美國人想聽到什麼了。他們總是給我看順著丟棄的武器找到的血跡和其它因環境不同而不同的證據，以此「證明」有被擊斃者。我對他們說，這不足以為證。後來我竟成了這種令人厭惡的遊戲的裁判。我規定，證明越共在戰鬥中被擊斃需要見到越共的屍體，沒見屍體就不能作數。

　　首次確實擊斃越共之後不久，一名越南中尉興奮地跑來報告又確實打死了一名越共。我說：「讓我看看。」他回答說：「太遠了，太危險。」我又重複了一遍規定，他晃了晃食指，好像在說我拿證明讓你看。半小時後他回來了，交給我一個手帕包。我打開手帕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氣，原來裡面是一對剛割下來的人耳朵。

　　是日夜晚圍坐在營火周圍時，我把連長和軍士長們都召集過來。我說規定需要進一步完善，證明擊斃了敵人要有全屍，而不是屍體的一部分。不許再割耳朵，不許再肢解敵人的屍體。

　　7月23日，我們營在邊遠叢林地帶轉了6個月後終於可以稍事休息了。我們奉命離開小良基地，撤出阿壽山谷，到特種部隊的一個營地去休整。一天上午，我們重又踏上小路，沿著一條溪流的河床行進。太陽當頭照著，我走在縱隊先頭。突然間，我的右腳踏空，立刻覺得一陣鑽心的刺痛。我把腳從一個約一英尺深的小坑裡猛地拔出來。原來我踩進了竹簽陷阱，竹簽刺穿靴底紮進了腳心。我只能罵自己笨，然後繼續朝目的地一瘸一拐地走去，路程大約還剩兩三個小時遠。要說當時的心情，我的尷尬勁兒比疼痛還難受。我不想讓越南人知道我傷著了腳。

　　然而，還沒走出20分鐘，我就疼得受不了了。我找了根樹枝當拐杖，又繼續前進。最後一英里，我是搖搖晃晃堅持下來的，差點兒倒下去。到了營房，美國軍醫沒有費事去脫我的皮靴，而是把它剪開取了下來。他只看了一眼傷口，就叫來了直升機。竹簽從腳底一直紮到了腳背，腳腫得很大，牛糞的毒素已擴散，全腳發紫。他給我包紮了一下傷口，我就坐上直升機朝順化飛去。

　　一到順化，L—19「獵犬」式飛機的飛行員鄧賴普便開始照料我。鄧賴普待我立刻像老朋友一樣，可是我以前從沒跟他見過面。他對我說，是他給我投遞的嬰兒信函。鄧賴普把我送到單身軍官宿舍開的診所。那兒的醫生為我清理傷口的辦法令我刻骨難忘。他把一種消過毒的碘酒紗布從傷口的下邊塞進去，從上邊拽出來，接著便像擦皮鞋一樣在我腳裡來回拉動。我死死攥住鄧賴普的手不放，心想我一定會疼昏過去。隨後，醫生給我注射了各種抗菌素，把我安頓在單身軍官宿舍的一個房間內。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