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27)_科林·鮑威爾

二七

　　3月份，我暫時告別基地和巡邏任務，被召到廣治的團部去了。去那裡一是彙報二營的進展情況，二是學習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神童們在五角大樓搞出來的最新戰略。去廣治算不上什麼回家，甚至比不上去西貢，但這意味著能重溫美國人的音容笑貌，暫時不挨槍子兒。我在廣治的美國上司是喬治·B·普賴斯少校，他是南越軍第三團的顧問。此人膽大無畏，聲若洪鐘，頗為自信。他身材高大，體格強健，有運動員氣質，能言善侃，他的嘴從來就不閑著。按照陸軍的說法，他是個「火箭式人物」，即一個有發展前途的軍官。他的表演才能和嗓音顯然是遺傳得來的。他妹妹就是歌劇名星L．普賴斯。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普賴斯成了我又一位良師益友。他也是黑人，比我早一代。他的成功得益於個人奮鬥，退休時是準將軍銜。對年輕的黑人軍官，他總是慨然提攜。

　　這次去團部，我熟悉了五角大樓的最新理論，即「油滴擴散」理論。其意思是，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一個村莊，就會使周圍的村莊產生安全感，使穩定像一塊良性油滴一樣慢慢擴散到受越共威脅的區域。在廣治那幾天裡，我印象最深的其實並非這些時髦戰略，而是G·普賴斯帶我去軍官食堂享用的真正美國早餐——煮雞蛋、臘肉、烤餅、麥片粥。不過，此時我的口味已取得越南國籍，這頓豐盛的美國早餐吃得我很不舒服。

　　我一直在計算兩個日子何時到來，一個是我哪一天當父親，另一個是哪一天回家。阿爾瑪和我相互為祝賀聖誕節錄的錄音帶效果很不理想，不足以用來表達我們之間的感情。於是我還是選用傳統的寫信方式。阿爾瑪覺得我的煩惱已夠多的了，因此在信中沒有提及國內的種族形勢。有一份黑人週刊《匹茨堡信使》曾將伯明翰稱之為「美國最糟糕的大城市」。這一殊榮不是輕易授予它的。我在越南期間，伯明翰黑人區發生了第18次爆炸案，當時黑人稱伯明翰為「爆炸翰」。

　　就在我與越共打仗時，一位年輕的浸禮會教派牧師小馬丁·路德·金博士，因領導抗議進軍在伯明翰的市政廳被捕。被捕後，他發表了喚起美國良知的文獻，即著名的「伯明翰獄中來信」。就在我為尋找共產主義分子在阿壽山谷巡邏時，我的岳父約翰遜卻夜不能寐，腿上橫放著一杆散霰彈獵槍，隨時準備還擊膚色不同的美國同胞，保衛自己的家。我根本不曉得父母親曾打電話懇請阿爾瑪離開伯明翰。對所有這一切，我幾乎一無所知。難得有消息能傳到阿壽山谷。再說，阿爾瑪寫信時只想用她的愛支持我，並不想用她的憂愁讓我驚恐不安。

　　關於我當爸爸一事，我和阿爾瑪約定了一個暗號。孩子一降生，她就給我來信並要在信封上標上「嬰兒信函」幾個字。我已請廣治的團部留意這封信。一俟信至，即打開信封將內容用無線電發給我。一個新的天真的小生命即將來到這個小小的苦難世界，他（她）使我個人的生命顯得更有價值，我要在這場戰爭中活下來顯得更加重要。

　　我對武公孝的後任已失去信心。謙上尉既不能和其部下溝通，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顧問。我跟希克討論過這個問題。謙是我倆都瞭解的那種軍官，即那種不會進行明智的判斷，只知道一味亂吼些愚蠢的命令，以此來炫耀自己權威的人。這種人靠不住。

　　4月3日，我躺在小良掩體裡的竹床上，想借燭光看看小說。希克和部隊出去了，謙在睡覺。聽到遠處有迫擊炮開炮的聲音，我奔到外面想瞧瞧炮聲是從哪兒傳來的。原來越共想向這個新基地遞張名片，但因地址不詳，炮彈全在叢林中爆炸了，遠未擊中我們。

　　謙上尉躍出掩體，跑過來命令還擊。我對他說這樣做也許不夠明智。我們在山頂上，周圍的樹都砍光了，我們一開火就會暴露自己的位置。他們現在沒擊中我們，是因為他們在黑夜裡和我們一樣什麼都看不清楚。謙說，不行，作戰條令要求必須還擊。

　　當即，幾發炮彈打出去了。幾分鐘過後，一團巨大的白色火球在我頭上大約20英尺處炸開來。我本能地臥倒在地，趁下一發炮彈還未打到我們頭上趕緊鑽回了掩體。我檢查了一下自己，安然無恙，但掩體外卻傳來呼喊和呻吟聲，我趕緊又回去幫忙。

　　第二天早晨，我才弄明白昨夜情況是多麼危險。越共的炮彈碰上了一棵樹的樹幹，我當時就站在那棵樹下。炮彈的彈片散佈在我左右兩側，每一邊都炸傷了五六個士兵，但卻未碰我一根毫毛。假如炮彈沒有碰上樹幹，就會擊中我，幾乎可以肯定我將必死無疑。這次襲擊中受傷的人當中也有謙。因其魯莽，他等於給越共充當了彈著指示員。他腿上的傷剛好重得夠後送條件並被替換掉。對軍事這一行來說，他的離去稱不上什麼損失。謙的繼任者是廣上尉。儘管他對顧問們有點冷淡，可他是個幹練的軍官。我欽佩廣，但我們之間從未像武公孝和我那樣迸出過友誼的火花。

　　迫擊炮襲擊後的第二天，送補給品的直升機來到營地上空。郵件中有我母親來的一封信。我站在樹下讀信裡的家常話。「噢，順便說一句，」我母親寫道，「我們對小寶寶的降生萬分高興。」

　　寶寶？我們的嬰兒信函呢？阿爾瑪好嗎？是男孩還是女孩？我趕緊讓報務員用古老的ANCGRC—9電臺跟基地兵營取得聯繫，並設法接通了廣治。原來我的信遇到了通訊故障，在軍事行動中這並非鮮見。有明確標記的那封信仍躺在一大堆未投出的信件裡。我對報務員說：「跟他們說，給我立刻把信讀一遍。」就這樣，我得知了邁克爾·凱文·鮑威爾早產的消息。他1963年3月23日降生於伯明翰天主教聖家醫院。我們的朋友、在布拉格堡時的恩人施瓦爾的兒子中有個名叫凱文·邁克爾，我們照他們這個兒子的名字給兒子取名邁克爾。

　　我這時的心情真像打翻了五味瓶——母子康健令我高興，但環顧四周，身處異國他鄉又使我困惑；此外，我還感到焦慮不安。我曾與死神如此相近，險些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已經做了父親。國內的家人，包括一個新生兒，依靠我養活。

　　我渴望見到我的孩子，我必須挺過這一年。

　　從編制職務上講，廣是營長，他也確實是個好軍人。但由於我在這個營的資歷比他長，又得到部下的信賴，於是開始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軍士長是個法國殖民軍隊留下的志願兵，精瘦而蒼老，活像當年在蓋爾恩毫森基地老練的愛德華茲軍士。他很信任我，於是我們開始做一些小動作。我假裝不是我說了算，軍士長也假裝沒有直接聽命於我。按說我是顧問，不是指揮官，然而我們就這樣心照不宣地達成了默契。領導權，像大自然一樣，不容真空存在，於是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進去填補了真空。

　　南越軍士兵既勇敢又肯幹，但訓練起來卻不那麼容易。我教他們，他們面帶微笑，點頭哈腰，可常常對我所教的內容置若罔聞。我一連花了數小時教他們從直升機上卸貨。這事的關鍵在於速度，因為直升機易受敵人火力攻擊，因此要求盡可能快地卸貨。最快捷的方法是，直升機一著陸，兩個人馬上跳進貨艙向外扔貨，班裡的其他人應從直升機到叢林排成一行，像救火隊員傳遞水桶一樣把物資傳過來，最後堆在樹能遮蓋的地方。我在地上畫出一架直升機的輪廓，讓他們演練了一遍又一遍。飛機著陸，兩個人上去，其他人排成行，傳遞貨物，這樣反復演練了數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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