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9)_科林·鮑威爾

一九

　　直到1948年7月26日，杜魯門總統才簽署了結束軍隊中種族隔離的行政命令。既然允許黑人士兵平等地為國捐軀，那就應該允許他們在軍中平等的服役。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而我是在這之後10年才進入陸軍的。我記得在本寧堡的步兵軍官基本訓練班上，我有兩位最親密的黑人同學，唐·菲利普斯和赫爾曼·普賴斯。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我們3個人恰好排在一起，站隊時恰好肩並肩，看起來仿佛陸軍仍然在搞種族隔離似的。菲利普斯後來成為一名正式上校，擔任過首都華盛頓陸軍儀仗團的團長，是該團的第一個黑人團長。普賴斯後來當了軍醫，成為陸軍的首席心臟病醫生。另一個黑人軍官蘭傑·科菲擔任過尼克松總統的軍事助理。他們以及其他黑人軍官的生涯，都是得益于迄今為止幾乎尚無人認識到的一個事實：在體現民主理想方面，陸軍在美國是居於領先地位的。從50年代起，陸軍中的種族歧視比較少了，賞罰比較公平一些，軍營內的賽場要比任何一個南方的市政廳或北方的公司內的賽場平展一些。因此，儘管陸軍仍有種種缺陷，它依然讓我比較易於愛我的國家，全心全意地為我的國家服務。

　　◎第三章　追求阿爾瑪

　　1961年11月的一天，我在德文斯堡單身軍官宿舍閑躺著，我的朋友邁克·亨寧堡突然闖了進來，要我無論如何幫他一把。邁克的家也在皇后區，和我一樣也有混合的血統，他家是黑人，但有德國人血緣關係，所以他父親的名字是阿爾馮斯，他哥哥的名字是古斯塔夫。邁克在波士頓交了一個女朋友，叫傑姬·菲爾茲，他對她一見鍾情。他求我說：「請你跟我一起進城，去應付傑姬的同宿舍女友。」

　　「盲目約會？」我擔心地問。邁克點點頭。不預先跟人約好，就去瞎闖，這樣的事我從來沒有幹過。這種盲目約會的成功機會也許比摸彩票更少。不過，我原先在紐約的女朋友已經跟我吹了，沒有熬過那16個月的分離期。這時我是光棍一條。在德文斯堡我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潘興步槍會」會友德佩斯及其夫人桑迪，在本甯堡時的好友普賴斯及其夫人瑪德琳，以及新朋友C·C·沃克和埃茲拉·卡明斯等等。不過，在談戀愛方面卻無所作為。我說：「好吧，邁克，我給你打掩護。」

　　我們開車到波士頓的後灣區馬爾波羅街372號去接兩位小姐，來到一幢高級住宅一層內背陰的一個一居室的單元門口時，傑姬·菲爾茲小姐出來迎接我們。幾分鐘以後，另一個姑娘出現了。傑姬介紹說：「這是我的同室好友阿爾瑪·約翰遜。」

　　她皮膚較白，淺棕色頭髮，體態優美。令我著迷的是她有一雙明亮的眼睛，眼珠帶有很少見的綠色光澤。她舉止端莊，談吐文雅，帶有一點南方口音。我心裡想，這次盲目約會也許倒是闖對了。

　　很久以後，阿爾瑪向我談了她在那初次見面時的感受。傑姬要她出面，她爭辯說：「盲目約會我不幹，跟當兵的盲目約會更不幹。」誰知道那個闖進來的傢伙是啥樣子？她壓下心中的煩惱，故意穿得邋邋遢遢，在臥室裡慢慢化妝，想拖著不跟那個生人見面。可是她向起居室一瞅，意外地發現這是一個靦腆的小夥子，一副娃娃臉，臉頰還凍得紅紅的。她以前約會過的人都比她大四五歲。「可是你當時看上去像是個乳臭未乾的12歲毛孩子。」於是，她悄悄溜進浴室，換了衣服，重新化了妝，鬆開自己一直揪著的心弦。

　　邁克和我帶著兩個姑娘到了多切斯特區一家俱樂部。我們喝飲料，邊聽音樂邊聊天。我原先接觸的姑娘都是滿口紐約腔，這時傾聽一個南方姑娘的低聲細語，很是入迷。那晚上主要是阿爾瑪說話，我呆呆地聽著。她向我提了一個問題——在當時那個強迫兵役制時代是很自然的問題：我在軍隊裡還要呆多久？她認識的年輕人都是入伍後巴不得儘快退役，他們甚至可以準確地告訴你，他們還得在軍隊裡呆多少分鐘。可是我告訴她我不打算退役，我是職業軍人。她瞅著我，仿佛是在看一個外星人。

　　我平生最愉快的一個夜晚終於結束了，邁克和我驅車回德文斯堡。第二天，我給阿爾瑪打電話，約她再次會面。

　　我們開始經常約會，見面越多，我越喜歡她。阿爾瑪出生在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並在那裡長大。她父親羅伯特·C·約翰遜是該市兩所黑人中學之一——帕克中學的校長。她的舅舅喬治·貝爾是另一所黑人中學——厄爾曼中學的校長。阿爾瑪的母親，米爾德裡德·約翰遜，是黑人女童子軍活動的一位先驅者，而且是公理會教會的全國領導者之一。阿爾瑪自己上學時多次跳級，19歲就畢業於納什維爾市的菲斯克大學，然後回伯明翰，在廣播電臺主持一個節目，叫作「與阿爾瑪午餐約會」。她在這一節目中介紹家庭百科常識，並播放一些主要是電臺管理人員所要求的緩慢旋律和傷感歌曲。但是，當阿爾瑪替班主持夜間流行音樂節目時，她就播放自己喜愛的現代爵士音樂。

　　阿爾瑪從來不喜歡自己的故鄉伯明翰。主要原因還不在於當地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實際上，由於她父親的社會地位，她的生活是比較優裕的。可是她生性好動，感到伯明翰空氣太沉悶，她希望到外面闖闖世界。所以，她到了波士頓，在埃默森學院進修聽力學。當我們相識時，她是波士頓聽力弱者互助協會的一名聽力學專家，經常開著一輛麵包車到全市各地，幫人們測試聽力。她覺得最有意思的一次出診，是有一天到坎布裡奇的一座耶穌教修道院，為教士們作聽力檢查。

　　在我們相識後大約一個月，阿爾瑪回伯明翰老家過聖誕節。我們約定，她在返回波士頓的途中路過紐約，到我家裡參加除夕晚會。我相信阿爾瑪會喜歡我的親人們，但也許不會馬上就適應。她是一個很有涵養的女孩子，出身於南方一個有教養的家庭，而我的親戚們是些好說好鬧、好開玩笑的西印度群島人，她要逐漸接觸他們才會建立起感情。

　　除夕晚會安排在我家地下室的起居間。水泥地板上鋪了塑料貼面。牆壁和天花板蒙上了棕色軟木板條。房內一角擺了一個不大的酒吧桌，剛夠擺放酒瓶、酒杯和各種飲料。酒吧桌上方掛了幾個用椰子刻成的海盜頭形。一幅羅斯福總統像端端正正掛在酒吧桌後面。沿牆擺上了長凳，一個角落裡擺了兩張飛機經濟艙座椅，那是當年我和我的「潘興步槍會」會友從艾德爾維德機場（現名肯尼迪機場）上一架沒人要的破飛機上拆下來的。

　　當阿爾瑪和我到家的時候，房間裡已擠滿了我的親戚們，他們正高興地說說笑笑，吃吃喝喝，又唱又跳，而且又在談論「回老家」的事。吃的東西從廚房源源不斷供應上來。當年姐姐16歲生日時，爸爸為她買了一台電唱機，這時用來不停地播放西印度群島的即興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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