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6)_科林·鮑威爾

一六

　　我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以後，耳邊還常常迴響著「紅臉」的教誨。

　　我一回想起當年開導過我的那些軍官，心裡總是熱乎乎的。巴雷特少校、米勒上尉、布萊克斯托克上尉、沃森上尉，以及路易塞爾上尉，他們都教導我要熱愛軍人生活，要關心和照顧我們的士兵。他們還把軍人生活中的輕鬆樂趣傳給了我們。工作要認真，但是別把自己弄得嚴肅過分。該輕鬆時就放輕鬆些。我們的軍官俱樂部坐落在金齊希河谷上方一個小山頭上，那是我們社交生活的中心。晚上，年輕的尉官們常聚集在那兒的酒吧，酒吧掌櫃弗裡德爾請我們喝「勒文布魯」牌啤酒，這時老上尉們就擺龍門陣，講戰爭故事，講傳奇事蹟。晚餐之後再進點飲料，然後開著「大眾」牌汽車下山回營。

　　在沒人管的日子，我們玩「7-14-21」飲酒遊戲：每個人輪流擲5粒骰子，只數其中的「一點」。誰先擲到第7個「一點」，就可以要一份12盎司的雞尾酒。由弗裡德爾兌波旁酒、蘇格蘭威士忌、杜松子酒、白蘭地和薄荷酒，調製成綠色的液體。他兌酒的時候，遊戲繼續進行。誰先擲到第14個「一點」，就該誰付這份酒錢。最後，誰先擲出第21個「一點」，就受罰，要一口氣咕咕咚咚地把弗裡德爾兌好的那份烈酒灌進肚裡。有一天晚上，我一連擲出了3次21個「一點」。平時社交場合我只抿一小口酒，可是那晚上不能不受罰，只好灌進3杯烈酒。灌完第3杯，我就不省人事了。別人把我抬回床上，偏巧淩晨兩點鐘來了一次緊急集合。別人把我綁在吉普車後排座位上，才沒倒下。我這個排長當時腦子麻木，跟死人差不多，總算謝天謝地，俄國人沒有在那天夜裡沖過富爾達峽谷。

　　對美國黑人士兵，尤其是美國南方來的黑人士兵來說，德國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他們想去哪兒都行，想在哪兒吃飯都行，想找誰約會都行，完全跟別人一樣。當時，美元堅挺，啤酒香噴噴，德國人很友好，因為全靠我們擋住紅軍。我當時覺得，戰爭，至少是西德境內的冷戰，並不是地獄。

　　你可能在軍隊服役35年而升到最高層，然而你總會感到你第一次任職的經歷是最難忘的，你可以用它來衡量你以後的種種經歷。這就是蓋爾恩豪森對我的意義。我們這級尉官彼此之間結下了終身的友誼。我們彼此賴以生存。在偶爾受到上級軍官的打擊時，我們彼此支持。我們有缺點錯誤時彼此打掩護。我們也彼此競爭。我的好友史蒂夫·史蒂文斯、基斯·比塞爾、艾克·史密斯、哈爾·喬丹、泰格爾·約翰斯、沃爾特·普裡恰德、比爾·斯托夫特、傑姆·李、喬·施瓦爾等人，都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4年之後，當我和懷孕的妻子在美國南方一個不大好客的城市裡徘徊於街頭無處安身的時候，正是施瓦爾和他的妻子帕特救了我們。這些朋友中，有的人後來離開了軍隊，有幾位當上了將軍。我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之後服役的新一代軍官。我們在蓋爾恩豪森之類的地方度過學徒期，接著繞過半個地球到東南亞接受了戰火的洗禮，普裡恰德和李在那時陣亡了。

　　在德國的這段經歷值得懷念，十分珍貴，但其間也有一個不好的方面，就是在這些擔任警備任務的軍人中間，存在一種不健康的態度，做事想取捷徑，不是真正想把事情辦妥，而是得過且過。有一個小的例子能說明問題：陸軍規定了一套新的裝備維修制度，其中申請零件的辦法很繁瑣。誰也弄不明白。可是人們不提意見，不指出這辦法不合理，而是圖省事，把我們需要的零件送到材料庫修修補補，湊合著用。然後編造報表，似乎這糟糕的制度行之有效，致使這個蹩腳的管理辦法得以延續下去。上級軍官對這套把戲睜隻眼閉隻眼，下級軍官就得出結論說這麼做是對頭的。這種自我欺騙的做法由一個單位擴展到另一個單位，形成了體制，幾年之後還出口到越南，造成了可悲的後果。

　　1960年11月，我當時還在德國，遇上了總統選舉。這是我第一次夠年齡投選票。在普爾恩豪森感受不到多少競選氣氛。連電視轉播的尼克松與肯尼迪之間那場有名的辯論，我都沒有看到。我把我的一票投給了肯尼迪。當時我並沒有費腦筋分析兩個候選人的優劣，只是覺得肯尼迪和他的民主黨似乎能給我這樣出身的青年人帶來多一點的希望。

　　1960年末，我在德國的兩年任期屆滿。當時我已經接替路易塞爾擔任了D連連長。連長通常由上尉擔任，我們全營只有我一個中尉連長。營長J·巴塞洛米斯中校要我留任，可是我想家。我已經16個月沒見到我的女朋友了。我也希望換換環境。步兵人事處派我回國去馬薩諸塞州的德文斯堡，我以為到那裡有機會當另一個連的連長。從德文斯堡開車幾個小時就可以到紐約市，這挺合我的心意。我滿懷深情地告別了第四十八步兵團。我剛來時還是一個新手，離開時已是一個相當有經驗的職業軍人了。

　　多年之後，我常給我的孩子們講這一時期的故事，他們感到只有一個故事最來勁兒。那是一天上午，我們正在進行演習，在吉森附近我們的車遇上另一個部隊的一輛偵察吉普車停在狹窄的路邊。

　　「嘿，中尉。」我們部隊的一個人喊道，「過來瞧瞧這是誰呀！」

　　我走了過去，那裡有一個滿身油污、面色疲憊的中士向我敬禮。原來是埃爾維斯·普雷斯利①，我們握了手。「爸爸跟歌王握過手啦！」正是這一點使我的孩子們驚喜。我當時的感覺則是，這位名人不錯，沒有謀求照顧，而是毫無怨言地來服兩年兵役，當普通一兵，而且升為一名軍士。

　　德文斯堡在馬薩諸塞州艾爾市附近，在波士頓以西約30英里。這座老兵營所以能保存下來，主要是由於馬薩諸塞州國會議員代表團的堅持。我到德文斯堡報到是1961年1月，地面上的雪有3英尺深。士兵們都叫冷，波多黎各士兵尤其受不了。有一個外號叫「二等兵TA—21」②的人，不論什麼時候離開營房，都要穿上他所有的衣服。有一天他不請假外出，開了小差。幾星期以後，憲兵找到了他，原來他溜回波多黎各的桑塔斯去曬太陽。有趣的是，這些一星期來凍得哆哆嗦嗦的大兵，每到星期六下午校閱完畢之後立即變得精神抖擻，穿上筆挺的便衣，搭便車去波士頓和紐約，逛夜總會之類的銷魂場所去了。

　　①埃爾維斯·普雷斯利（1935—1977），美國搖滾歌手，有「歌王」之稱。——譯者注

　　②TA—21是指陸軍裝備限量表中的第21項，即服裝項。由於此人怕冷，經常把所發的衣服全部穿在身上，因此而得此雅號。——譯者注

　　我被分配到第二步兵旅第四步兵團第一戰鬥群。旅長是小約瑟夫·史迪威準將，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傳奇人物老約瑟夫·史迪威將軍的兒子。老史迪威的綽號叫「醋瓶子喬伊」，我們的小史迪威則被叫做「蘋果酒喬伊」或「蘋果汁喬伊」。他50多歲學跳傘，自己不怕扭斷脖子，還拉著旅部的牧師跟他一起跳。他們學了10分鐘就跳，牧師摔得鼻青臉腫，再也不跳了。在離開德文斯堡幾年後，史迪威又自學開飛機，駕駛一架DC—3飛機，大概是學得不大好，在一次從加利福尼亞飛往夏威夷的途中失蹤。我們這些認識他的人都盼望我們的「蘋果酒喬伊」有朝一日會依舊紅光滿面地出現在夏威夷的懷基基海灘上。

　　我在德文斯堡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戰鬥群司令部的聯絡官，主要是為主管作戰與訓練的第三科科長理查德·埃利森少校當「聽差」。埃利森是個和藹的愛爾蘭裔人，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比我在德國時的多數上司都高明一些。戰鬥群群長是羅伯特·厄特利上校，為人古板。副群長托姆·根德隆上校原是有名的第一步兵師的老兵，他一舉一動、呼吸、睡覺都離不開第一步兵師的老傳統。他按照第一步兵師的將軍們的名字給他的兒子們命名，只是由於他妻子堅決反對，他幾個女兒才沒享受這一榮譽。他動不動就說「你只有照步一師的樣子做，准能做好」。這幾位長官湊到一起，真夠熱鬧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