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5)_科林·鮑威爾

一五

　　一般的後備役軍官都是很隨和的，可是我碰見了一個例外。當時，我剛被任命為第四十八步兵團第二營D連的連副，新連長尚未到任。當我們得知誰來當連長時，幾乎引起一陣恐慌。他名叫威廉·C·路易塞爾，西點軍校出身，還在西點當過戰術教官。連裡有的年輕軍官是他的學生，說他是一個很嚴厲的少有的狠人。路易塞爾到任以後，果然名不虛傳，強硬、苛刻、精明，有時幾乎不通情理。

　　我在裝甲運兵車的事情上嘗到了路易塞爾的厲害。我的職責之一，是保證全連的裝甲運兵車永遠停放得當，要頭朝山下，每輛車的左前角必須與另一輛車的右前角取齊，以便隨時準備好一齊出動沖向紅軍。路易塞爾要求很嚴格，可以說是用測量儀器檢查車輛是否整齊，要是發現有一輛車一個角沒有對準，我們就會被訓斥得狗血淋頭。

　　一天，我在值班室給本連一名軍官打電話，因為著急而大聲嚷了起來，恰好路易塞爾進來聽見了。他把我叫到一邊，狠狠斥責了我的行為。此後不久，我讀了他給我寫的鑒定，其中寫道：「他脾氣急躁，尚能努力控制。」這句話在外行人看來也許算不上災難。但就鑒定用語而言，這是對我的嚴厲批評。從我在後備軍官訓練團穿上軍裝的第一天起，這是我的鑒定報告中第一次出現的批評。路易塞爾把我叫去，讓我坐下，又提起我打電話發火的事。他告誡說：「你對我或者對任何人都決不要那樣耍脾氣。那樣耍脾氣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如今，我仍然是急脾氣，有時發火。但只要一發作起來，我耳邊又會響起路易塞爾的告誡聲音。

　　我給路易塞爾當副手期間，有一次目睹了一個可怕的情景，使我預先體驗到一旦冷戰點燃成為熱戰會是什麼樣子。那是1960年夏季，正好是發薪餉後那一天清晨。我們全旅開到格拉芬沃爾進行野外訓練。官兵們被安排在600多個通用帳篷裡宿營。我們連的大批人尚未到達。兄弟部隊第十二裝甲騎兵團是頭天夜裡來到，他們的帳篷裡睡滿了人，第二天淩晨尚未起床。

　　我剛剛跟另一個連的連副交換了食品，把換來的口糧送往我們連的餐廳，突然聽見頭頂上嗖的一聲刺耳的怪音，我即刻明白那准是一顆打偏了的炮彈。霎時間，我呆呆地僵在那裡，看見一枚8英寸口徑的炮彈打中了第十二裝甲騎兵團宿營地的一個帳篷杆，把一切拋向空中，爆炸聲震耳欲聾，然後是一陣可怕的沉寂。我趕緊扔下食品跑過去，只見一些被炸斷的手、胳臂和腿飛落在我周圍的地上。還有一些頭天發餉領到的鈔票飄撒一地。有幾名軍人跟我一起冒著刺鼻的硝煙沖向那個被炸毀的帳篷。我扯開一個睡袋，只見裡面五臟六腑，血肉模糊。這一下子就死了十幾個人，傷得更多。後來查明，這一悲劇的起因是一門火炮瞄準時操作失誤，那個炮兵營的營長和另幾名軍官都被撤了職。我原先看過上百部戰爭影片，還從來沒見過任何一個場面能跟我目睹的那一慘相相比。

　　在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本寧堡，基本上都是軍官。到了德國的蓋爾恩豪森，我才體會到陸軍的根本在士兵。在第四十八步兵團，我們一舉一動都是圍繞著士兵轉。當時，大部分士兵是應徵入伍的義務兵。他們的教育程度一般比志願兵高，有些人還上過大學，不難從他們當中挑選文書、會計或技術人員。這些義務兵入伍服役兩年，然後返回他們的學校或工作崗位，跟妻兒或女朋友重新團聚。我們把這些兵叫做「聖誕節幫手」——他們來為國當兵，然後回家。他們不想找麻煩。

　　志願兵的情形有所不同。大部分的人動機端正，許多人通過奮鬥而升為軍士，構成陸軍的支柱。但另一些人卻沒有奮鬥目標，有的人還是迫不得已而當兵，當時法官常常命令闖禍的人在坐牢或當兵二者之中作出選擇。我遇見過一個18歲的志願兵請求批准他跟一個德國女孩子結婚，因為他已經把她搞得懷孕了。當時，陸軍不會輕易允許年輕的美國兵跟外國人結婚。他們往往是雙方還不成熟，我們儘量讓他們克制感情。直到70年代，上級才指示我們不再干涉士兵的婚戀，從憲法上說，一個18歲的列兵跟一個18歲的平民一樣，有做蠢事的權利。當年來找我的那個18歲的列兵，顯然已經跟他的德國姑娘提前度了蜜月，所以我告訴他，我將幫助他儘快辦理結婚手續。可是事情沒有完。他說他還申請批准他未來的岳母也一起移居美國，因為他也使那位女人懷了孕。這類情況該怎樣處置，本寧堡的基本教程中可沒有提到過。

　　在50年代，要處理一個調皮搗蛋的人或不稱職的人可費勁啦，要辦成堆的公文，花幾個月的時間。當時，我們竭力說服自己：要改進領導作風，讓浪子回頭。可是，守規矩的士兵看到犯規的人不受懲罰，甚至犯法的人還逍遙法外，這對總的軍心士氣影響極壞。經過20年之後，陸軍實行全志願兵制，才允許各級指揮官拒絕接受那些連法官都不想關進監獄的犯罪分子，並有權「炒」那些不合格兵的魷魚。

　　那時候，軍士是軍隊中的強硬派。聰明的少尉排長都懂得要向軍士們學習，在別的方面不要礙他們的事。我遇到的第一位排副是R·D·愛德華茲，是一個老資格的軍士，美國南方亞拉巴馬州的白人。我當初對他存有戒心，後來體會到我的顧慮是多餘的。他並不在乎我是黑人。少尉排長隨便是什麼膚色，他都無所謂。他的任務反正都一樣：教會新少尉帶兵，同時又照顧這些新排長。他對我客客氣氣，總是按軍隊老規矩用第三人稱對我說話，「少尉，想喝杯咖啡嗎？」

　　排裡的兵都怕愛德華茲，這不無道理。有一次，一個兵不請假外出，他就用鏈條把這個兵鎖在營房的暖氣包上。我告訴他不該這樣做，他覺得我的話難以理解，抱怨說軍紀鬆弛了怎麼辦。士兵們怕他，但又尊敬他，懂得他是處處關心他們。不管他的工作方法多麼原始，他只有一個心眼，就是關心全排的福利和排裡的每一個人。只要他們好好幹，他就為他們籌辦一切。

　　我在蓋爾恩豪森任職期間，開始理解了我們的士兵，摸到了他們的脈搏，這使我35年來受益匪淺。美國兵好勝心強，他們希望自己是得勝隊伍的一員。只要他們認為目標是有價值的，他們願意讓自己的領導者對他們高標準嚴要求，驅使他們竭盡全力。他們尊敬這樣的領導人。在按高標準逼他們賣力時，他們會不斷發牢騷，會罵娘說不如換個輕鬆一點的地方。但到頭來，他們總還是問：「我們該怎麼做？」

　　我還懂得了，士兵們有問題來找你，說明他們相信你。即使是上面說到的那個18歲小夥子一下子愛上兩個女人，他也是相信我才來找我。領導者的責任就是解決問題。倘若士兵們有問題不來找你，那就說明你失去了對他們的領導。他們准是不再相信你能幫助他們，或是斷定你不關心他們。這都是領導人的失敗。

　　我們當時的營副雷蒙德·巴雷特少校，綽號「紅臉」，是我的又一位恩師。他的妻子瑪姬也經常關心照顧我們這些年輕軍官。有一天深夜，「紅臉」在軍官俱樂部酒吧向我們講述了部隊領導人不能高枕無憂的道理：「晚上你上床睡覺時，一切平安無事。部隊生氣勃勃，人人盡職盡責，你覺得自己幹得蠻好。可是第二天清早你一覺醒來，忽然發現半夜裡人人睡大覺的時候，他媽的出了大亂子。會出亂子的，你們這些傢伙明白嗎？出了亂子，你作為領導者只好一切從頭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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