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4)_科林·鮑威爾

一四

　　當年，空軍和海軍都有核武器，所以陸軍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陸軍的寶貝是280毫米原子炮，它架在首尾相連的卡車和拖車身上，樣子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笨重的貝爾莎大炮差不多。俄國人顯然想知道我們的280配置在什麼地方，以便在他們一旦發動進攻時摧毀這些大炮。因此，這些大炮由拖車拖著在德國森林周圍轉來轉去，讓俄國人摸不著底。每門大炮隨時由一個步兵排負責警衛。一天，米勒上尉把我叫去，佈置一項秘密任務。我這個排被挑選出來警衛一門280。我心情激動地動員了全排，然後給我的9毫米口徑手槍裝上子彈，跳進吉普車，奔赴營部去受領任務。我為警衛一門能發射核彈頭的大炮，感到很興奮。

　　我走了不多遠，為了放心，摸摸腰上的手槍。它不見了。我嚇得發呆。在陸軍中丟失武器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是回頭找手槍，還是繼續驅車前進去受領任務？一時拿不定主意，心亂如麻。最後，我認識到我必須通過無線電話向米勒上尉報告這一情況。

　　「鮑威爾，你還在路上？」他問。

　　「是的，長官。但是你看……我的手槍丟了。」

　　「你說什麼？」他難以相信地問道，沒過兩秒鐘又接著說：

　　「好吧。繼續執行任務！」

　　在營部受領任務後，我開車返隊，忐忑不安地尋思著自己的命運。剛駛過一個德國村莊，就發現米勒上尉坐著他的吉普，在一片樹林邊上等我。他招呼我過去。「有件東西給你，」他說，他遞給我那枝手槍。「它從槍套中掉出來，讓村子裡的孩子們撿到了。」孩子們檢到？我打了一個冷戰。「是啊，」他說，「幸好他們剛打出一發子彈，我們就聽見了，趕快把槍要回來了。」發生災難的可能性仍然使我全身發軟。米勒說：

　　「看在上帝份上，孩子，再別出這種事了。」

　　他開車走了。我查看彈夾，是滿的，沒有打出過子彈。我後來得知，手槍是我出發時掉在我房間裡了。米勒編了孩子們撿槍的故事，是為了嚇唬我，今後好小心一些。他從來沒有再提到這件事。

　　要是在今天出這種事，上級就會進行調查，請律師，大概會在我的檔案上留下一個致命的污點。米勒卻不是這樣，只編造了一個故事。他顯然是想過：我手下來了這個一般還算能幹的少尉。他有時毛手毛腳，出點差錯，我得給他一點教訓，嚇得他屁滾尿流，但是要手下留情，別讓他的前程剛開始就毀了。

　　米勒這種有人情味的領導作風，有時並不符合條令規定，卻給我留下難忘印象：當人們跌倒的時候，把他們扶起來，撣撣他們身上的灰塵，拍拍他們的背，推他們繼續前進。

　　有好多次，都是米勒和別的上司把我扶了起來。例如：在開赴慕尼黑的途中，我把我這個排的火車票弄丟了。我和全排的人擱淺在法蘭克福車站，這時又是他們扶了我一把。迄今為止，我從來沒有跟人說過這些難堪的事。現在寫出來，也許會幫助年輕軍官們明白一個道理：任何人都不會是毫無麻煩的一帆風順。

　　駐德美國陸軍的任務是扼守GDP防線，即「總防禦計劃」防線。這道防線自北而南縱貫福格爾斯山脈的富爾達峽谷，這一峽谷也是鐵幕所經過的地方。我們師的每一門火炮、每一挺機槍、每一枝步槍、每一門迫擊炮、每一輛坦克以及每一件反坦克武器，都要用來抗擊由這一峽谷蜂擁而來的俄國人。我們排負責防衛這防線上的一小段。為什麼俄國人會來？我不知道，答案不是我這個小尉官的事。當時冷戰形勢嚴峻。在那前一年，俄國人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在空間領域躍進了一大步。他們封鎖通往柏林的公路。艾森豪威爾政府採取了大規模報復政策，那意味著控制發展常規力量，重點加強核力量。美國的戰略家們認為我們常規武器不如俄國，只好依賴我們的核優勢。對此，我的全部理解只是：在GDP防線上我們兵力單薄，一旦俄國人發動進攻，我們就頑強戰鬥，抵擋一陣子然後撤退，觀看核浩劫來臨。

　　1959年夏天，我休假回家，參加兩位大學時好友——克裡斯和多納·奇澤姆——的婚禮，看望我姐姐那個新出世的小女兒萊斯莉及其小姐姐莉莎。最主要的是看我的女朋友。在我回國之前，我們商量過結婚的事。如果結了婚，她打算留在紐約，把護士學校念完。我則返回德國，再幹16個月，這對於新婚者將不是一個好的開端。我需要徵求父親的意見。一天深夜，我們在家裡的地下室談了很久。我小心謹慎地提出這個問題。他的反應卻叫我吃驚。他認為我還不到時候。他沒有具體說為什麼，只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堅決反對這門婚事。他從來不曾如此乾脆地反對過我的想法。家庭的態度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不想違背父親的旨意。休假期滿，我返回部隊，仍是一名單身漢。

　　這一年年底，我第一次晉升，成為中尉。只要我服役18個月沒出麻煩，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這一晉升。

　　我在德國時第一次親自處理了一件軍法問題。那一案件的由來是：美國陸軍3名卡車司機在駕車返隊途中開快車，把公路變成了賽車跑道，爭相超車。這些車都是5噸卡車，其中一輛失去控制，滑到了一旁，撞翻了一輛迎面而來的「大眾」牌小汽車，撞死了裡面的3個德國平民。上級指定我對這3名司機提出起訴，以殺人罪提交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那3名汽車兵請了一位文職律師為他們作辯護。

　　我從零開始，一頭紮進這個案件，查清事實，鑽研有關的法律。我還沒有當過地方檢察官哩。開庭那天，我走進審判庭的帳篷，儘管只是一名年輕的步兵中尉，還是沉著地對付被告的專業辯護律師。最後我的起訴成立，肇事者及3名司機的領隊被判有罪。

　　走出法庭時，我感到不但學了軍法知識，也增加了對自己的瞭解。我在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擔任過領導工作。轉入現役以後，我肩負著更重要的責任。然而，處理問題大多是按刻板的規定辦事。到了這一次審訊，我幾乎是頭一回要自己動腦筋思考，而且基本上獨立思考。這一天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消化一堆原始材料，理出頭緒，再明確地有說服力地加以陳述。

　　在我早期的軍人生涯中，除了這次辦案，我還擔負過幾次臨時任務。有一次，我被指定為全師手槍射擊代表隊隊長，我們贏得了冠軍。我還被抽調出去指揮一個儀仗隊達兩個月之久。我曾奉調到旅部當副官。這樣調來調去，我擔心自己會不會脫離正業。然而，上級給我的鑒定是鼓舞人心的。其中的一份是1959年7月20日由威爾弗裡德·莫爾斯上尉寫的：「鮑威爾工作努力，堅定剛毅，辦事妥善，能與各種級別的人打交道。他在軍中有無限發展前途，應加速培養。」這時我才22歲，已經被「器重」了。這一鑒定使我有點飄飄然，可是6個月之後，又一鑒定使我落回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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