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3)_科林·鮑威爾

一三

　　陸軍部隊裡當時比較民主，然而我每次離營外出，都感到是跌回到了老的南方。我可以到佐治亞州哥侖布市的廉價商店買生活用品，只要不在那裡吃東西就沒問題。我也可以到大百貨公司去購物，他們會收我的錢，但我不能用裡面的男廁所。我可以在街上散步，但不能看白人婦女一眼。

　　在佐治亞州北部山地訓練期間，那裡惟一的黑人教堂在蓋恩斯維爾市，距我們相當遠，部隊長官很動腦筋，派了一名白人下士司機開一輛半噸卡車送我去教堂。我在那裡跟當地的浸禮會教友一起又唱又拜。第二個星期天，下士指出，他為了送我上教堂，他自己沒法做禮拜。他問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進教堂去。教堂的黑人牧師很和藹，他說，他當然竭誠歡迎這位下士一道做禮拜，可是一旦當地的白人居民知道一位白人進黑人的教堂，也許會帶來諸多麻煩。所以最好還是請他在卡車裡等待。

　　我父親的擔心，布魯克哈特上校的告誡，我希望看不到的現實，都硬是擠進了我的生活。這荒唐的社會準則竟不許可我們兩個人坐在一個教堂向上帝祈禱，或是進一家餐館吃飯，或者共用一個浴室。

　　當時，種族主義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我不得不在心理上尋找一條應付之路。我開始給自己排列輕重緩急。我的目標首先是在我的軍人生涯中取得成功。不論遇到什麼樣的挑釁，我不能讓自己毀於憤怒之火。既然南方人堅持荒謬的生活準則，我就權且充當他們分派給我的角色。如果我被限制在球場的一端，我就在球場這一端成為明星。不論在軍營之外遇上什麼事，不論尊嚴受到多大傷害，不論遭到何等不公正的待遇，都不能阻礙我的努力。我不能因為不讓我打全場而使自己在感情上變殘廢。我不認為自己低人一等，我也不會讓任何人使我相信我低人一等。我不會讓別人對我的看法成為我對自己的看法。種族主義不單是黑人的問題，它是美國的問題。在美國解決這一問題之前，我不會讓別人的傲慢把我變成一個犧牲品，相反，我要做一個完全的人。我有時感到受傷害，我憤怒不已，但總的說來，我感覺自己受到了挑戰。我就接受挑戰，做給你們看看！

　　別動隊學校結業後，我報名參加了空降訓練。這時，體力已受到很大消耗，體重下降，還因為在一次山地滑行時扭傷了腿而忍受腿部炎症之痛。我對腿傷一聲不吭，只是悄悄用抗生素軟膏擦傷口。我決心不讓自己掉隊。第一周，是從幾英尺高的降傘教練器上跳落地面。第二周，從那些250英尺高的跳傘塔上往下跳，我驚奇地發現降落傘真的管用，沒有讓我摔成肉醬。第三周，我們登上雙發動機的C—123運輸機飛上天空。當我站在機艙口，迎著撲面寒風，等候跳傘教官的口令時，心裡直打寒戰。要跳進茫無邊際、一無所有的境界，那可不是人心靈深處的本能所樂意的。然而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在兩天裡跳了5次。

　　「繞繩下崖」，「求生滑行」以及從飛機上跳傘，回答了我想人人都會悄悄自問的一個問題：我有膽量嗎？我是怕做這些事的。假如我再也不需要跳傘，那再好不過了。然而我要做我必須做的事情，對此從來不曾有任何懷疑。當在前進路上碰到艱險時，我通常都自告奮勇，第一個迎上前去，這與其說是有勇氣，莫如更確切地說是敢於面對現實。這種經歷是一生中值得慶祝的大事。人們面臨危險而又共同征服危險，這種危險就會以某種神秘的方式把人們團結在一起。最令人興奮的事莫過於戰勝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恐懼。

　　空降訓練結束，我們集合在跳傘塔下的操場上，一個個筆直地站著，腳上穿著「科科蘭」牌的商業跳傘皮靴（這是自己掏錢買的，因為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傘兵都不願被人發現自己死了還穿著軍用皮靴），接受傘兵的翼形徽章，把它掛在胸前，與黑色—金色的別動隊員徽章並列在一起。我們已經不只是步兵，而且是「空降別動隊員」。在整個美國步兵中，沒有比這一稱號更值得驕傲的了。

　　放假時我回家了，仿佛是從另一個星球歸來。從南方腹地回到紐約皇后區，從軍紀森嚴的部隊回到無拘無束的平民生活，從健壯的同伴身邊回到父母和親人們的懷抱。我急不可待地到紐約市立學院探望「潘興步槍會」的會友，讓他們看看這一個老會友在5個月內發生了多麼不平凡的轉變。他們喊：「科林，當上空降別動隊員啦！」這時我可以看出他們眼內的驚喜，我為此而陶醉。我21歲，走上了人生的起跑線。我有了一個女朋友。我父母也為我而驕傲，只是在我講怎樣跳下飛機時，他們嚇了一跳。這時，我就要出國看世界了。我奉命要去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駐西德的第三裝甲師。在那冷戰的時代，地球似乎分成了白色和紅色兩塊，我就要奔赴前線，感到很興奮，因為我們那些不信上帝的共產主義對手就部署在鐵幕的那一邊。

　　回到家裡，我看到家裡又添了一個成員。父母生活節儉，為了多掙一點錢，讓一位名叫伊達·貝爾的女士在家裡寄宿。貝爾小姐心地善良，不但付房租痛快，而且常常幫忙幹家務活。她甚至不時地給我父親修指甲。但有一天晚上媽媽走進起居室，發現貝爾小姐給我父親修腳指甲，就制止了，只許以剪手指甲為限。我和姐姐都欠了貝爾的恩情。在後來的困難時日，我倆都遠離父母，多虧了貝爾給二老帶來安慰。

　　＊＊＊

　　我被派到了德國的蓋爾恩豪森（美國兵把這地名美國化，成為「格倫哈文」），那是金齊希河谷中的一個景色如畫的小鎮，在法蘭克福以東約25英里。蘇占區則是在這鎮子東面43英里。我的部隊是第三裝甲師B戰鬥群，駐地是福格爾斯伯格山附近的一座原德國軍營，叫科爾曼兵營。我被任命為第四十八步兵團第二裝甲步兵營B連的排長。我們排共有40人。我跟全排見面的第一個早晨，在早操列隊點名時，我渾身打冷戰，忐忑不安。一方面，他們的相貌、身高、膚色和出身各式各樣，很像我家鄉跟我一起長大的小夥子們；另一方面，本寧堡教導的軍人規範必須遵守，我不能把他們看成隨便的朋友，而是必須對他們承擔責任，我應該照顧他們。他們跟我年齡相仿，有的甚至比我年長，但是我立刻感到對他們像父親似的心情。

　　我還很快發現，陸軍官兵跟本甯堡那群打打鬧鬧、又說又笑的空降別動隊員大不相同。我的新上司B連連長托姆·米勒上尉是這裡的一個典型人物。米勒是全營5個連長之一，他們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時入伍的後備役軍官，現在仍留隊繼續服役。如果走運，他們會服役滿20年，以少校甚至中校的身份退役。如果不走運，他們會退回到入伍時的後備役軍銜。如果倒黴，他們會被復員回家，在人到中年之際被投入民間的人力市場。

　　這些人也許不是耀眼的流星，可是他們身上有一些感人的東西，值得學習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在西點軍校或軍事教科書上學不到的。我與米勒上尉關於手槍的故事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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