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1)_科林·鮑威爾

一一

　　儘管有這些插曲，1957年夏訓仍不失為我的一大勝利。我回到我女朋友身邊。我帶著我的獎品回家，讓家裡看到了他們從未在我身上發現過的東西——我終於有出息。我還發現自己具有領導能力。對於一個20歲的青年人來說，這一發現可不是一件小禮物。

　　返校後，我繼續努力上進，軍訓成績全優，別的功課成績平平。在暑假之前，布魯克哈特上校已經通知我，將由我接替布魯克斯，擔任全校的後備軍官訓練團學員團團長。全團當時有1000人。我還當選為「潘興步槍會」會長。我希望像前任會長布魯克斯所做到的那樣，在下一屆全市校際比賽中奪得雙冠軍。我自己領導正規動作隊，把特技動作隊委託給一位風度不凡的隊友約翰·帕多。

　　可是，我很早就意識到特技隊在失去它的優勢。約翰當時為女朋友問題分心。有些隊員向我反映說約翰的心思沒有集中到日益逼近的比賽上。我想過撤換特技隊的領導。最後的辦法是我自己把它管起來，因為我有過上次獲勝的經驗，可是約翰總說「我能幹好」。我記得那年的軍事操練比賽是在第三六九團的訓練場進行的。我領導的正規動作代表隊蟬聯冠軍，可是特技隊輸了。我們總分屈居第二。我生氣，主要是生我自己的氣。我對不起特技隊，也對不起約翰·帕多，因為我明知約翰準備不足，在這方面我比他強，卻還是讓他上場。

　　那一天，我吸取了一條教訓。這教訓不論是對一個簡陋的操場上的軍訓學員，還是對五角大樓的一位四星上將，都是適用的。我懂得了，當主管，就意味著作出決策，不論是多麼不愉快的決策。如果行不通，就修正它。這樣做，你才會贏得那些在不利形勢下吃苦頭的人們的尊敬。通過這次院校軍事操練比賽，我懂得了決不能有辱使命，不能為了照顧一個人的面子而讓多數人付出代價。多年以後，我在五角大樓時，還在辦公桌玻璃板下壓著一張寫著這一教訓的字條，文字也許不雅，卻簡單明瞭：「負責任有時意味著炒別人的魷魚。」

　　那一次的小挫折並沒有給約翰·帕多帶來致命後果。將近30年之後，我住在邁爾堡時，有一次我們「潘興步槍會」的老友們在我那裡聚會，當時我是副國家安全顧問，帕多已成為紐約一位著名的平面造型設計師。我倆和另幾位已步入中年、大腹便便的老夥伴一起給邁爾堡的官兵們作了一次稀罕的表演，手腳不太靈便地在我的住所門前重新演練了當年的對空射擊特技動作。

　　我們這些老戰友至今仍保持著聯繫。其中包括托尼·德佩斯、馬克·加塔納斯、裡奇·戈德法布、貝爾·斯科特、約翰·蒂奧洛戈斯等人，他們都是職業軍人，退役上校。還有一位是薩姆·埃布森，黑人，他升到了中將。有幾位留在軍中服役的會友在越南犧牲了。大多數會友沒有留在軍隊，他們在各自的非軍事領域中都很有成就，帕多就是其中的一個。70年代初，由於抗議越南戰爭的浪潮，紐約市立學院的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都被扼殺了。我深感遺憾。這不僅使我們軍隊失去了在老城區培養軍官的一個途徑，而且還剝奪了老城區青年人通過軍訓鍛煉身心以及為祖國做有益貢獻的機會。太可惜了。

　　1958年6月9日下午8時正，我走進了紐約市立學院的阿羅諾維茲禮堂，宣誓入伍。在這之前的幾個星期，有一天我父親走進我的臥室，坐在床邊上，眼睛閃爍著光芒，遞給我一個信封。他和我母親從我童年時就為我攢了一筆錢存在銀行，這時全部取出給了我。共600美元。我有錢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鬧市區的莫裡·盧森堡服裝店——紐約公認的最好的軍裝店——去裝備自己。

　　第一軍樂隊一開始奏樂，我身穿特製的新軍裝，走過我父母身旁，登上了阿羅諾維茲禮堂的講臺。我和幾位同年級同學宣譽：「我，科林·盧瑟·鮑威爾，莊嚴宣誓，我擁護和捍衛美國憲法，反對國外和國內的所有敵人，我願恪守軍人天職，忠於職守，願上帝保佑我。」今天，人們生活在一個比較憤世嫉俗的時代，對表達愛國主義的言詞感到有些彆扭。可是我在幾乎40年前宣讀這一誓詞時，從頭到腳都感到莊嚴肅穆。今天依然如此。

　　由於我是「優秀軍訓畢業生」，我被授予正規軍銜，而不是後備役軍銜，這意味著我要服現役3年，而不是兩年。我欣然接受了。

　　對我來說，學院第二天的畢業典禮沒勁透了。授銜後的當天晚上，我就和幾個小夥子一起出外慶祝。第二天中午，我們又到同學們經常聚會的翠綠酒吧繼續作樂。我母親知道我去的地方，派一個表兄把我拽回學院參加畢業儀式。在母親心目中，大學畢業是4年半心血的全部成果，而我卻是把這個地質學士學位看作一筆額外的紅利。

　　在我姐姐瑪麗琳和我自己成長的歲月中，我們大體上都是「脖子上掛鑰匙串的孩子」，放學之後靠自己料理自己，或者靠鄰居和親戚照顧。人們常認為這種狀況會帶來許多問題。可是在當年，盧瑟·鮑威爾和他的妻子艾麗，兩個牙買加移民、兩位服裝廠工人，卻看到兩個子女都成了大學畢業生，兒子還成了一名軍官。按世人尺度衡量，這不過是小小的成就，但對我父母來說，這恰似攀上了九重天。35年之後，《檢閱》雜誌記者要我談談自己的雙親。我說：「我父母當年不曾認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這力量不在於他們說了些什麼，給我們教導過什麼，而在於他們克勤克儉度過他們一生。如果他們的價值觀顯得是正確的和恰當的，孩子們就會跟著遵循。」我的成長不是靠說教，而是靠榜樣，靠精神上的潛移默化。「香蕉凱利」大街的社會環境、親戚們的溫暖關懷、聖瑪格麗特教堂、還有思念我們的牙買加之根而沉浸於老家的即興歌舞音樂，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以令人羡慕的方式把我們送上了人生的旅程。

　　我對紐約市的公立教育制度感恩不盡。當年建立紐約市立學院，是為了讓老城區的孩子們，窮人子女，移民子女，得到一個上學的機會，我就是這類孩子中的一個典型。我的許多大學同學都有智力去上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之類的名牌大學，可是他們沒有錢，沒有得力的關係，被拒於這些學校的校門之外。儘管如此，他們在各自的事業中做出的成就可以跟我們那些最有名氣的私立學府的畢業生媲美，往往還超過他們。

　　我常常明確表示我根本不是什麼大學者的料。多年來，我常開玩笑說，紐約市立學院的老師們遞給我一張文憑就輕鬆地舒了一口氣，高興地把我移交給了軍隊。可是，即使是我這個紐約市立學院的中等生，也學會了寫作、思考，有效地與人交流見解，而且有能力跟我從來不敢夢想的學府培養出來的學生相競賽。如果說自由女神像打開了通往這個國家的大門，那麼公立教育就打開了在這裡取得成就的大門。像我姐姐的紐約州立布法羅師範學院和我的紐約市立學院這樣的學校所起的作用，就是充當了窮人的哈佛和普林斯頓。它們這一作用發揮得很好。因此，我擁護公立中學和公立大學教育。只要我還清楚記得我來自何方，我就要為它們大聲疾呼，堅決支持。

　　在阿羅諾維茲禮堂的授銜典禮後不久，布魯克哈特上校把我叫到他在教學樓的辦公室。「請坐，鮑威爾先生。」他說，我坐下來洗耳恭聽。「你在這裡幹得不錯。你在陸軍也會幹得不錯。你不久就要去本寧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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