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8)_科林·鮑威爾

八

　　我這個工科學生的第一學期功課順利得出奇，主要是因為還沒有上工程課。夏天，我決定進修一門機械製圖課，為下一學期作準備。在一個炎熱的下午，老師要我們畫「一個在空間與平面相交的圓錐體圖形」。別人都在畫，我卻坐著發呆。過了一會兒，老師走過來，站在我的課桌前一瞅，我面前仍是一張白紙。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圓錐體在空間與一平面相交是什麼情景。如果這就是工程學，那就讓它見鬼去吧。

　　我給父母說我要換一門專業，他們都很失望。這科林還是老樣子，挺好的孩子，就是缺乏遠大志向。我宣佈我要改學地質學，家裡立刻討論開了，父母跟親戚們電話不斷。有誰聽說過什麼人學地質學嗎？地質學是幹什麼的？學地質學的要去什麼地方？勘探石油嗎？一個南布朗克斯的黑小子要學這東西，可真新鮮。這些一輩子為有一個安定的職業操碎了心的人，最關心的問題是：學地質學的人將來會有退休金嗎？退休金對於我們這號人來說，是一個有神奇魔力的字眼。記得我在陸軍服役5年之後，有一次回家時去看望勞麗斯姨媽。她心地善良，可是有時候顯然見識不廣。她像審問似地問我，陸軍是什麼行當？我幹的是什麼差事？我靈機一動，回答說我只要幹上20年，幹到41歲就可以拿到半薪退休金。她一聽就瞪著大眼睛說，退休金？41歲就能拿到？她不再盤問我，我把她說通了。

　　我在紐約市立學院的第一學期裡，注意到一件事：校園內有些青年穿軍服。這座學府歷來是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思潮的溫床，甚至還有30年代遺留下來的共產主義影響。在這裡本來是不會料想到還有軍事活動的。1954年秋季我返校後，打聽後備軍官訓練團的情況。不久便報名參加了後備軍官訓練團。為什麼會這樣，我也說不清。也許因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度過了童年，又成長於朝鮮戰爭年代。

　　當時為了表示愛國熱情，各家各戶在臨街的窗子上貼一面國旗，如果旗上綴有一顆藍色的星，表示家裡有人當兵；如果旗上綴著一顆金星，則表示家裡有人回不來了。當時，我看過《重返巴丹半島》、《東京上空的三十秒》、《瓜達卡納爾島日記》、《科林·凱利》、《豬排山》、《托科裡橋》等等影片和小說，欽佩科林·凱利、奧迪·墨菲以及與美國「朱諾」號巡洋艦共沉的沙利文五兄弟等英雄人物。在我的最可塑的年歲中，他們的形象深深紮根于我的心靈深處。或許，還有一個原因：在那個時代人們常說，你反正會應徵入伍，你也可能當上一名軍官。我並不是孤單一人。紐約市立學院也許比不上西點軍校，可是在50年代，它那裡的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學員是全國高校中最多的：在朝鮮戰爭高潮時曾多達1500人。

　　入伍那一天，我站在教練場上的隊列中，領取了草綠色軍衣軍褲、褐色襯衣、褐色領帶、褐色皮鞋和一條銅扣環的武裝帶，以及一頂船形帽。我一回家，就穿戴整齊，對著鏡子瞧，對自己這副軍人姿態挺滿意。當時，我在凱利大街的朋友還沒有一個上大學的。我17歲，曾感到孤單。軍裝使我有了歸屬感，而且產生了我多年來所沒有過的豪情。

　　在班上，我的數學馬馬虎虎，物理也很吃力，而地質學卻學得相當好，我喜歡這門功課。但我時刻期盼的則是後備軍官訓練團的訓練。我們的指揮官是軍事科學與戰術教授哈羅德·C·布魯克哈特上校。他是西點軍校畢業生，陸軍行伍出身。他50歲左右，頭髮稀疏，中等個兒，舉止端正，著裝整潔，而且從來不說廢話，所以顯得儀錶莊嚴。作為一名職業軍官，他來大學負責軍訓，未必心滿意足。我相信，他寧願去指揮一個團，而不樂意在一個自由派的紐約市立學院校園裡給一群自以為是的城市青年講軍事課。可是朝鮮戰爭已在那一年之前結束，陸軍部隊裡軍官過剩，布魯克哈特大概也只好隨遇而安了。不論他心裡感覺如何，他對軍訓始終是鄭重其事，從不讓我們有半點馬虎。

　　那年秋季，校園裡的3個軍事社團都來拉我入會，使我受寵若驚。這三個社團分別是「威布巡邏團」、「寶劍會」和「潘興步槍會」，都是後備軍官訓練團裡的大學生聯誼會式的組織。他們爭取新會員的辦法，主要是邀請潛在的發展對象參加他們的「吸煙聚會」，喝啤酒和看色情電影。在性壓抑的50年代，這類影片被認為是有吸引力的東西。在這些8毫米影片中，男明星通常穿短襪，我和同學們在看電影過程中常常怪喊怪叫。然而，並不是這些東西把我吸引到「潘興步槍會」的，我加入該會是因為我認為它是這三個組織中最好的一個。

　　新會員要遵守傳統的禮節，見了高班生就得立正敬禮。還有一些模仿西點傳統的捉弄新生的把戲，例如，一個3年級學生可以命令你立正，回答某些字眼的特殊定義。直到今天，我還記得牛奶的定義是：「它是從一種會走、會叫、長著一身粉色毛的雌性牛科動物的身上擠出來的乳汁……」如此等等。我還背得出六七個類似的愚蠢可笑的定義。完成入伍教育，進行軍人宣誓之後，我們就可以在制服上佩戴特殊標誌——藍白色的肩章和琺瑯會徽。我發現這些標誌對我頗有吸引力。

　　「潘興步槍會」的一位會友從一開始就對我影響很深。他叫羅納德·布魯克斯，是個黑人，個子高高的，身材修長英俊，是哈萊姆區一位浸禮會牧師的兒子。他只比我大兩歲，但顯得比一般同學更成熟，令人尊敬。他是學化學專業的，跟我不一樣，是高材生，是後備軍官訓練團的一名學員小隊長，是「潘興步槍會」的負責人之一。他可以把人們操練得像鐘錶零件一樣的動作準確。他靈巧機敏，動作迅速，組織紀律性強，這些素質都是我當時所缺乏的。我把他當作榜樣和導師，決心按照他的模子重新鑄造自己。

　　我上中學時打過籃球，參加過田徑隊，還短期參加過童子軍活動，但只有「潘興步槍會」才給了我一種歸屬感和廣泛而持久的友誼。平生第一次我成為一個兄弟會的成員。「潘興步槍會」只在一點上與紐約市立學院的傳統相吻合：我們這些會員的民族成分多種多樣，許多人還是移民子弟。除此以外，我們既不同於那些激進派同學，也不同於那些保守的工科學生。工科學生有一種明顯標記，就是腰帶上總插著計算尺。我們「潘興步槍會」的會員在一起操練，一起聚會，一起逃學，一起追逐女孩子。我們在校園裡有一個會議室，有時在那裡集合列隊去教室，有時還列隊去學生休息廳，竭力主持那裡的曼波舞會。難以想像的是，我還給別的會員充當學術顧問，給他們講地質學，說明這門功課是取得學位的一條便捷而體面的途徑。

　　紀律性、組織性、同志情誼和歸屬感，都是我迫切需要的。我幾乎立即成了一名帶頭人。在我們的隊伍裡，我感受到一種無私精神，宛如我家庭裡的關懷氣氛。「潘興步槍會」的會員為了彼此幫助，為了團體，不惜赴湯蹈火。如果說這一切都體現出當兵的意義，那麼，我當時就是心甘情願地要成為一名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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