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6)_科林·鮑威爾

六

　　我在這商店打了幾年工以後，西克塞爾有一天把我叫到一邊說：「科林，你明白，我有兩個女兒，一個女婿。你還是要上學。別對我這個店指望太多。」顯然，他以為我賣力工作是為了入夥，其實我根本沒有想過。我把他的這番話當作是對我的恭維。

　　有人問我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感受到種族意識，什麼時候第一次理解到自己屬少數民族。在早年歲月中，我不曾有過這種感覺，因為在「香蕉凱利」街上談不上少數民族。那裡有猶太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希臘人、波多黎各人以及黑人，即當時說的NEGRO①。我童年的朋友，如維克多·拉米雷茲、沃爾特·施瓦茨、曼尼·加西亞、墨爾文·克雷因等人，都各屬不同的民族。克雷因家是我們樓裡有電視機的第一家。每星期二晚上，我們都擠到他家的起居室看米爾頓·伯爾②的節目；星期四則是看《艾莫斯和安迪》③。我們認為後一個節目很精彩，是最好的電視節目。那是一個跟現在不同的時代，當時我們並不知道自己被視為是跟艾莫斯和安迪不一樣的人。

　　①Negro一詞現在往往被認為帶有貶意，很少使用，一般稱黑人為Black。——譯者注

　　②米爾頓·伯爾是美國當時的著名喜劇演員。——譯者注

　　③《艾莫斯和安迪》是美國電視連續劇，由兩個白人演員演黑人。——譯者注

　　凱利大街流行過一些種族綽號，有時人們因此而爭吵打架。但當時的爭執並不是「我優越，你低劣」，而更像是一個球隊受到侮辱時要出出氣。我最終也嘗到過種族偏見的毒汁，但那是好久之後，是在遠離「香蕉凱利」的地方。

　　我青年時代形影不離的好友是吉恩·艾爾弗雷德·沃倫·諾曼，他家也來自西印度群島。他比我大一兩歲，體育運動比我強，比我更加好動。我的一個親密白人朋友是托尼·格蘭特。我記得他們都急於走出去，遠走高飛。吉恩加入了海軍陸戰隊，托尼則參加了海軍。托尼現在還記得「香蕉凱利」的青年人分成兩類，「吸毒的和不吸毒的」。我們3個人都屬後一類。吉恩後來當上了紐約市地標局局長，托尼則擔任了懷特普雷因斯公司的法律顧問。

　　1954年2月，在距我17歲生日還差兩個月的時候，我從莫裡斯中學畢業了。這不是因為我學業優異，而是學校縮短了學制。在母校那一年的年鑒上刊載了應屆畢業生的姓名和照片。我的照片展現的是一個面帶輕鬆笑容的小夥子，姓名旁邊沒有什麼字幕式記載。同一頁上的同學包括3個黑人、1個西班牙後裔、4個猶太人和另外兩個白人，這也反映出了亨茨波因特是個民族雜居的地方。

　　當時，除了在西克塞爾商店搬運嬰兒車的本領以外，我一無所長。我是一個「好小夥子」、「好工人」，如此而已。我在中學時田徑運動不錯，贏得了一封推薦信，可是在範科特蘭公園苦練了一陣子越野賽跑以後，我感到厭煩就不練了。我改跑440碼短跑，因為我短跑跑得較快。可是經過一個賽季，成績一直提不上去，就主動退出了田徑隊。我們的聖瑪格麗特教堂有一支籃球隊，我個子高，跑得快，又是資深教堂執事的兒子，所以教練願意給我一個機會試試。我大部分時間坐冷板凳，於是又退了隊，球隊教練也松了一口氣。在以後的幾年裡，多次有人要我打籃球或者當籃球教練，顯然是出於一種種族上的先入為主的見解，以為我打籃球一定行。到我歲數大一點，通曉世事，說話有人信之後，當別人邀請我去打球時，我就佯稱我有慢性「腰痛」，遠遠地避開了球場。

　　我幹什麼都無恒心，令父母犯愁，他們嘴上不說，但我心裡明白。不過，我有一件事幹得不錯，就是在教堂當教士助手和副助祭，我也喜歡教堂的這些活動。教會有組織，有傳統，有階級，有禮儀，有宗旨，現在回想起來，教會跟軍隊並非全無相似之處。也許，我的1928年版祈禱書註定要變成陸軍野戰條令22—5——陸軍部隊訓練的聖經。倘若當年我入教會當差，我母親一定會高興。可是我沒有聽從那一召喚。

　　在另一個領域，我依然不成熟、不老練。在性教育方面，我在家裡從來沒有聽到一個字。街道成了我的教師，而且是一個粗俗的教師。街上的男孩錢夾子裡都有避孕套。我的避孕套都是顏色發黃、易裂的老貨。中學時期，我跟街坊上一個女孩有過一段早戀。有一次我邀請她參加我家一次聚會，我姐姐一晚上盡取笑她。她走了以後，姐姐說：「那女孩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原先一直認為我的女朋友很美，可是姐姐看不上她。儘管我們姐弟間老鬥嘴，姐姐的意見還是很有分量的。既然我的女朋友在姐姐眼裡並不美，她對我的吸引力也開始下降了，於是，這段浪漫史就結束了。

　　在以後的歲月中，我終於成為好學生，可是在中學階段誰也不會預言我是這塊料。在學習成績上，姐姐瑪麗琳一直是鮑威爾家的模範。她在沃頓中學是優等生，在布法羅學院仍然出類拔萃。因此，由於姐姐的榜樣，也由於父母對我的期待，儘管我中學畢業時的總平均分數只有78．3，但我還是考慮上大學。不受教育，就只能成天包裝商品或者給服裝釘扣子；受了教育，才會有一個真正的職業。在我們家族中，不少人因為受過教育而功成名就。

　　在遠近親戚當中，一位表兄亞瑟·路易斯先在海軍當兵，後來當了美國駐塞拉裡昂大使。他的弟弟羅傑成為一名很不錯的建築師。維克多·羅格表兄是著名的律師。詹姆斯·沃森是美國海關國際貿易法院的法官。他的妹妹芭芭拉擔任過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後來又成為第一位女助理國務卿。他的另一個妹妹格雷絲是教育部的官員。還有一位表姐多蘿西·克羅珀是紐約州申訴法院的法官。我的表妹克萊雷特·福布斯是最後一個從牙買加移民來的，她當了護士，她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名牌大學。我姐姐的女兒萊斯莉是一個畫家，有耶魯大學的碩士學位。還有一位表兄布魯斯·勒維林，是內薩姨媽的兒子，在卡特政府中當過高級政治委任官，現在是企業家、慈善家，是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國人之一。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是有知識修養的職業者。有的人在紐約地鐵當司機，有的人做小買賣，有的人幹雜活。然而，他們都是能使家庭豐衣足食的好父母，維繫一家人，教育子女，使他們有出息。我看到叔舅姑姨們，他們的孩子們以及他們的孩子的孩子們，這三代人，全都是積極的、有貢獻的和自力更生的社會成員。我的所有親戚不論職業地位高低，在家族內部彼此都平等相待。在互相敬愛這一點上，沒有任何人高人一等。有的人經受過失望，有的人懷才不遇。但歸根結蒂，他們都成為有用的人，對自己有用，對家庭有用，對社會有用。

　　我父母的兄弟姐妹，多數留在牙買加，他們的子女在那裡也都不錯。例如梅克爾家的兩兄弟，弗農上了多倫多大學，羅伊上了倫敦大學。70年代，牙買加政府轉而奉行另一種社會制度，結果搞垮了經濟，於是又有一些親戚離開該島，移居邁阿密。他們已開始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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