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3)_科林·鮑威爾

三

　　我家住的是一幢4層磚砌公寓樓，每層兩家，全樓共8家。我們住在3層一個4居室單元房裡。從家裡走上凱利大街，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整個世界：向左過三個街口，就是我的小學，再過一個街口就是我上初中的中學。兩校之間的一塊狹長的空地上聳立著聖瑪格麗特聖公會教堂，那是我們的教堂。相反的方向上隔幾個街口，是我後來念書的中學。我家門口的馬路對面是凱利大街957號，吉莎姨媽和艾爾弗雷德·庫特姨父住在那裡。在我上學的路上，要路過935號，那裡住著勞麗斯姨媽、維克姨父和他們的孩子們。在932號住著我的教母瑪貝爾·埃瓦德內·布拉什一家，我把她喊作瓦茲阿姨。在867號住著艾米和諾曼·布拉什一家，他們是我家的親密朋友，跟親戚一般。我們按照猶太人的習慣親熱地稱呼他們為艾米阿媽和諾曼阿爹，其實他們也是牙買加人。我當時認識的黑人家庭大多是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牙買加、特立尼達、巴巴多斯或其它島嶼。

　　我們對布拉什夫婦的猶太式稱呼反映出一個事實，即當年的亨茨波因特區有大量猶太人，還夾雜著愛爾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黑人以及拉丁美洲西班牙人的後裔。凱利大街到與我家所在街區相鄰的一個街區時有點彎曲，像個香蕉，所以這一地區曾多年被稱作「香蕉凱利」。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蓋頭區」（即少數民族雜居區——譯者注）這個字眼，那是歐洲人的名詞。我們住在公寓樓裡。外界的人常常以為紐約是個又高又大的建築群，居住在那裡的人們彼此不通姓名，老死不相往來。其實，紐約直到今天依然是許多街坊的集合體，街坊裡的人們彼此都知道誰幹的哪一行業，跟小鎮上一樣。

　　「香蕉凱利」正是如此。

　　同凱利大街相交的幾條馬路把凱利大街分成幾個街區，各街區有許多東西是大同小異的。幾乎每一個街區都有一家糖果店，店主差不多都是從歐洲移民來的猶太人；店裡賣《每日新聞報》、《郵報》和《鏡報》。我們街區裡沒有人看《紐約時報》。這些小店還賣文具、便宜糖果、冰淇淋和不含酒精的飲料。紐約人都知道，這種小店出售一種特殊小吃——蛋淇淋，它包括巧克力糖漿、牛奶和仿製礦泉水。一份蛋淇淋10分錢，假如你錢不夠，可以只買礦泉水，「就兩分錢，請吧。」每隔幾個街區，就有一個猶太人辦的麵包房和一家波多黎各人開的雜貨鋪。意大利人經營修鞋店。每10個街區有一家大的連鎖商店，賣服裝和日用品。還有電影院。我不記得有哪一家店鋪是黑人開的。我童年時期有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來了自助洗衣店，往洗衣機裡投幾枚硬幣就可以把衣服洗好甩幹。我媽媽再也不需要用搓衣板為我們搓洗衣服，然後再一件一件掛到窗外的晾衣繩上了。然而，我爸爸堅持他的襯衣只能送到中國人開的洗衣店去洗熨。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南布朗克斯是一個令人喜歡的地方，我從來不曾羡慕那些綠樹成蔭的小庭院。

　　我父親很寵愛我的姐姐瑪麗琳。他在服裝廠工作，所以總給我姐姐穿好衣服，按凱利大街的標準衡量，姐姐過得相當不錯。她跟好女孩們交往，她最親密的朋友是街角上的藥店老闆蒂特鮑姆家的幾姊妹。我對她扮演了一個淘氣小弟弟的角色。她的第一個當真的男朋友是約翰·史蒂文斯，那一家人也是在聖瑪格麗特教堂做禮拜。約翰是獨生子，他父母當時培養他學醫，後來真當了醫生。他和瑪麗琳的交情是由雙方父母撮合的。我的調皮點子是在他們摟摟抱抱的時候悄悄湊過去，惹他們討厭。這時約翰就會送我一枚25美分的硬幣，把我打發走。我姐姐總對我這個頑皮的弟弟生氣。我逃學的時候，她常常打小報告，所以我認為她是一個密探，同時我相信她把我看作眼中釘。但總的說來，我們姐弟關係是正常的。

　　那一年夏天，我8歲，我家和一些親戚在長島的塞格港租了幾間海灘小木屋。我一個人在海灘上玩擲刀遊戲，想讓擲出的刀豎立在沙裡，突然有一片髒東西揚起來，落進我的眼睛裡。我哭著跑進小木屋，勞麗斯姨媽為我挑出了那討厭的東西，我卻哭個沒完。我出去了，聽到勞麗斯姨媽向吉莎姨媽說：「我真搞不明白，這孩子怎麼這麼愛哭。」我當時很不舒服。這件事說明我小時候是個淘氣包。直到差不多50年之後，我還記得很清楚。我記得當時我暗自下定決心，今後再也不讓任何人看見我哭，可是我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

　　我9歲的時候，給鮑威爾家丟了醜。那時我是第39公立小學的學生，從3年級升到4年級，但成了末等生，成績是「4上」，僅勉強升級。家裡的人覺得臉上無光，悄悄談起來都直搖頭。對我們這些西印度群島後裔來說，求學是擺脫困苦、飛黃騰達的惟一出路。我姐姐品學兼優，肯定能升大學，可是我連上四年級都很困難。我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動力。我小時候乖巧聽話，活潑可愛，成天無憂無慮，就是沒有抱負。

　　在體育運動上，我也不怎麼樣，儘管我喜愛各種街頭遊戲。我童年時的一個朋友托尼·格蘭特統計過，我們當年玩的遊戲有36種，其中包括街頭棍球、街頭棒球、拳球、街頭拳擊和「熱豆奶油」等等。有一天，我在一個空地上玩壘球，瞅見我父親走過來。我禱告上帝讓他快走過去，因為那一天我很不走運。可是他偏偏站住了，看我們玩球。他站在那兒的時候，我一棒都沒有打中。輪到我擊球的時候，一棒打偏了，第二棒又打偏了。當時我羞愧得恨不得鑽到地裡去，那種感覺至今還記憶猶新。每當我讓父親失望的時候，我都很痛苦。我感受到一種壓力，儘管那壓力也許並不存在，因為我父親很少向我說過責備的話。

　　我很喜歡打風箏仗。我們把汽水瓶子敲碎裝進一個大的水果汁罐子裡，把罐子放在電車軌道上，讓電車把罐裡的玻璃壓成碎片。然後，我們把碎玻璃碴用膠水粘在風箏線上。再把兩面刃的刮鬍鬚刀片有間隔地安在風箏尾部。我們爬到公寓樓頂放風箏，巧妙地操縱它，用我們裝備玻璃碴的風箏線和裝備刀片的風箏尾巴，把鄰居孩子從別的樓頂甚至別的街區放出的風箏線割斷，讓他們的風箏摔落下來，這就是我們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式的空戰遊戲。

　　大蕭條的日子我一點也不記得。我父母很幸運，在30年代不曾失業，所以我家沒有真正挨過餓。我4歲時，美國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家的苦日子幾乎一夜之間結束了。雖然時過境遷，但往事至今還歷歷在目。我記得我收集了不少小飛機模型，10分錢一個，用軟木和彩色紙製作的。我常常在家裡地毯上玩打仗，擺弄用鉛做的小兵，指揮它們衝鋒陷陣。我和小夥伴們常常爬到屋頂上觀察天空，看有沒有德國的戰鬥機或轟炸機悄悄飛來轟炸亨茨波因特。我們用假想的武器掃射假想的敵人：「砰！砰！你死啦！」「我才沒死哩！」童年時最開心的一件事，是曾在第四裝甲師服役的維克姨父戰後回家時送給我一頂德國非洲軍團的黃軍帽。我保存它40年之久。最後，當我從德國調回華盛頓搬家時，這帽子不見了。我相信一定是德國搬運工把它偷走了。1950年我上中學時，美國又打仗，這次是在朝鮮。戰爭總有點讓我著迷，凡是沒有嗅過硝煙味的男孩子往往都會對戰爭想入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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