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2)_科林·鮑威爾

二

　　我們回到「黑鷹」直升機上，途中飛過了威斯特摩蘭，那是我母親莫德·艾麗爾·麥科伊·鮑威爾的誕生地。一路上，我尋思著我的父母。當年兩個牙買加青年是懷著什麼樣的夢想，或是出於什麼樣的憂慮，先後背井離鄉，離別他們所愛的親人，移居到一個他們完全陌生的國度。他們曾否想過，他們走了有勇氣而又有希望的這一步，對他們的兒子的命運產生了何等的影響。

　　我生於1937年4月5日，當時我家是住在紐約市哈萊姆區的莫甯賽德大道。我父母的第一個孩子是我姐姐瑪麗琳，她比我大五歲半。我已經不記得我家在哈萊姆時的情景。人們常說，人在孩提時的最早記憶通常與一次闖禍有關，我正是這樣。4歲時，我家搬到紐約南布朗克斯區，外婆艾麗絲·麥科伊在家照料我，因為父母都要上班幹活。我在地板上玩，把一根頭髮卡子塞進一個電源插座內。只記得耀眼的火光一閃，我被電擊得差一點從地板上跳起來。記得外婆一邊罵我，一邊把我摟在懷中。父母下班回家後，大人們緊張地議論了一陣子，然後又罵了我一頓，埋怨個不停。這一天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是觸電和疼痛，而是看到了大人們多麼疼愛我和關心我，我成了全家注意的中心，覺得自己挺重要。

　　我小時候最敬畏的人物是一個矮個子男人，身高5．2英尺。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常常倚著我家窗子朝外瞅，看著他身穿外套，系著領帶，頭上戴一頂淺呢帽，腋下夾著一份報紙，從英特維爾大道的地鐵站出來，一步步走過來。他的外套敞開著，隨著八字步不停的左右搖擺。他吹著口哨，一路上遇到熟人時，不論是藥店掌櫃、麵包房師傅，還是我們樓房管理員，都停步向他們打招呼。這條街上有些孩子把他當作一個怯懦的有點滑稽的人，但我並不這麼想。這個活潑愉快而又自信的矮男子名叫盧瑟·鮑威爾，他就是我的父親。

　　他20歲出頭就從牙買加移民來到美國。在我出世之前17年，他放棄了在一家店鋪當小夥計的工作，離鄉背井，移居美國。他從來沒有向我談過他在牙買加的生活，很可惜，我也不曾向他問過。我只知道，他是托普希爾村一個貧苦人家的9個孩子中的老二。他來美國，跟他之前來美國的千百萬人一樣，無疑是為了尋求一條較好的生路，並且為他的子孫後代尋求一個較好的前途。他搭乘聯合水果公司的一艘汽船，一艘真正的香蕉運輸船，在美國費城上岸。

　　爸爸先在康涅狄克州的一家種植園當工人，後來到紐約曼哈頓區當大樓管理員。他最後在曼哈頓服裝區第7大道500號專門縫製女性套裝和外套的金斯伯格服裝廠（後來發展成蓋因斯公司）謀到了一份差事，終於保障了他安家立業，成為一家之長。他先在庫房工作，然後升為貨運辦事員，最後當上貨運部領班。

　　我母親在牙買加的娘家，社會地位比我父親家略微高一點。她是9個姊妹兄弟中的老大，高中畢業，比我父親強。當父親在家務事上以勢壓人時，媽媽常常嘮叨：「你有什麼了不起，中學都沒有畢業。」在移居美國之前，媽媽曾在一家律師事務所當速記員。她的母親，麥科伊外婆，個子矮小，善良可愛，講英語的時候拖著英國人的腔調，又夾雜著非洲口音，我至今一回想起來仍然覺得是在聽音樂。麥科伊家族和鮑威爾家族，如同牙買加常見的那樣，其祖先混雜著非洲人、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的血統，也許還有阿拉瓦克印第安人的血統。我父親家甚至還跟魯姆菲爾德一個猶太人家族有血緣關係。

　　外婆的丈夫埃德溫·麥科伊是蘇格蘭人，在一個甘蔗種植場當監工，他使我們具有蘇格蘭人的血統。外婆生了9個孩子，當她被丈夫遺棄時，只有幾個長大了，多數孩子還要靠她撫養。她為尋找工作掙錢養活孩子們，離開牙買加，先到巴拿馬，然後到古巴，最後到了美國。在美國，她的大女兒，也就是我媽媽，可以幫她一些忙。外婆給人家當女僕，以後在曼哈頓服裝區當縫紉計件工，節衣縮食，把節省下來的每一文錢都攢起來，匯回牙買加，養活仍然留在那裡的兒女。外婆最後去了她最小的女兒——勞麗斯姨媽家，她倆是闊別12年以後才在紐約團聚的。外婆為兒女們作出那麼大的犧牲，而且全家長久分散天各一方，這在我們這些未曾嘗過悲慘貧困滋味的人看來，真是難以想像。

　　外婆給我媽媽起的名字是莫德·艾麗爾，但是媽媽一輩子都被叫作艾麗。她身材矮小，只有5．1英尺，體態豐腴，臉龐秀美，長著一雙溫柔的淡棕色眼睛，棕色頭髮梳著40年代的髮型，臉上經常帶著暖人心田的笑容。她白天在服裝廠上班，當縫紉工，忙於釘扣子和修整服裝。累了一天回到家，就系上圍裙，做飯、洗衣服、熨衣服，縫縫補補，終日忙碌，從不得閒。這就是我記憶中的母親。

　　媽媽是一個堅定的工會支持者，是國際婦女服裝工會的會員。我父親當上貨運部領班，自認為屬管理人員。他倆都擁護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當時都投民主黨的票。打從我記事起，家裡門廳裡就一直掛著戰時羅斯福總統在國會山前以國旗為背景拍攝的那張著名的照片。媽媽始終是鐵杆民主黨人，但爸爸在1952年擁護艾森豪威爾，改投了共和黨的票。

　　我父親一輩子是樂天派，我母親則總是小心謹慎。不管家境貧富變化如何，他們始終保持著這種性格。我父親去世以後，我常在休假時回家看望母親。她常對我說：「科林，把存摺拿到銀行去，讓他們填上利息。」

　　我解釋說：「媽，不必啦。銀行會把利息通知單寄給你，利息跑不了的。」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蒙我？」她說「蒙」時用的是牙買加的一個老字眼兒。說著，她走進自己的臥室，從床底下翻出一個舊布包著的糖盒子，從裡面拿出存摺交給我。

　　我只好順從地去銀行排隊，請銀行的人把這一帳號的利息給填上。

　　「當然可以，鮑威爾上校。不過我們會寄利息通知單給你，你就不必跑這一趟啦。」

　　「不行啊，」我說，「我母親要親眼看見存摺印上她的利息數字的紅字。」我差一點說出以便證明你們沒有「蒙」她。

　　據我父親的妹妹貝麗爾姑媽——她在我寫這本書時已經90多歲了——回憶，我父母是在哈萊姆的外婆寓所相識的。外婆為了多掙一點錢，讓幾個親戚和別的牙買加移民寄宿在她的寓所，其中的一個寄宿者是盧瑟·鮑威爾。於是，我的父母在同一個屋簷下相愛了。

　　我出生以後在哈萊姆住過兩三年，後來搬過幾次家。到1943年，我6歲的時候，我家搬到了南布朗克斯區的亨茨波因特小區的凱利大街952號，我在那裡長大。1981年由保羅·紐曼主演的影片《布朗克斯的阿帕奇堡》就是在我住過的那一警察分管區拍攝的。在那部電影裡，這個地方被描繪成城區藏汙納垢的巢穴，一幢又一幢燒壞的破爛公寓樓，滿街垃圾，雜草叢生，住的人盡是吸毒者，男盜女娼，精神病患者，謀殺警察的兇手，以及第三代靠福利制度生活的家庭，總之是一幅美國老城區的可怕惡夢的情景。

　　我住過的亨茨波因特當年並不完全是那個樣子，儘管它也談不上綠樹成蔭和庭院寧靜。我們當年門窗都得上鎖。我記得我家大門有一根大鐵閂，從門背後插進地板上的一個托架，為的是不讓任何人硬闖進來。盜賊不少，吸毒現象當時已逐漸增多。常常有人在街上毆鬥，捅刀子。有些流氓團夥為了爭地盤而動用棍棒、酒瓶、磚頭和土造的0．22口徑手槍打群架。然而，當時的犯罪和暴力活動還沒有達到那部電影描繪的那步田地。當時還不是那樣。當我在亨茨波因特長大的時候，一般人還能在種族之間保持一定的容忍心。總的說來，多數家庭是和睦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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