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_科林·鮑威爾

一

　　◎第一章　盧瑟和艾麗的兒子

　　我通常總是相信自己的直覺。這一次我沒有信，差一點送了命。時間是1992年2月，地點是地道的牙買加。當我們登上UH—1直升機的時候，陽光燦爛，和風習習，只略微有點下午要來場雷陣雨的跡象。看來是頂好的飛行天氣。我父母出生在牙買加，這一次，我妻子阿爾瑪和我是應牙買加總理邁克爾·曼利的邀請來訪問這個島國。從海灣戰爭結束時起，曼利已經催了我一年。他最後一次打電話時，以一種令人不得不接受的口氣說：「休息一下吧，親愛的孩子。回家來，短短幾天也好。就住在我們政府賓館好啦。」我終於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在這之前的一年裡，儘管「沙漠風暴」已經過去，我這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肩上的擔子仍然很沉重。冷戰高速消退，我們正在努力重新思考和重新安排美國的防務。世界發生了劇烈變化。當時，我們正在組織一次給俄國人空運食品的空運救濟行動；在古巴境內的關塔那摩基地，出現了令人十分為難的情況，大量的海地逃亡者聚集在那裡，其境況已開始惡劣到像是一座集中營；薩達姆·侯賽因雖然打了敗仗，仍怙惡不悛，企圖阻撓聯合國觀察員制止他研製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努力。我能有機會離開寒冷陰沉的華盛頓，到牙買加曬幾天太陽，自然是樂意的。同時，我準備在歸國途中，在關塔那摩稍作停留，視察一下那裡的情形。

　　1992年2月13日下午，我們抵達牙買加，立刻被捲入了西印度群島的好客旋風。第二天上午，我們被拉到沃德劇院。在那裡，金斯頓市長瑪麗·艾特金斯向我贈送了該市的城門鑰匙。我致答謝詞說：「市長閣下，我是在美國出生的，但是你把我第二故鄉的鑰匙交給了我。」我回憶了童年往事，談到聽過「來吧，薩迦的小夥子」之類的西印度群島小調歌曲，聆聽過路易斯·貝內特的混雜式英語的詩朗誦，美餐過大香蕉、烤山羊、大米加豌豆。我講完以後，市議員埃茲拉·科爾評論說：「只有我們牙買加人說大米加豌豆。加勒比海別的地方都是倒過來，說豌豆加大米。鮑威爾將軍是真正的牙買加人。」

　　然後，我們到附近的上園營，訪問牙買加國防軍總部。國防軍首長彼得·布雷迪準將陪我轉了一圈，讓我參觀士兵們的操練。他們操練得很出色，身手不凡。響亮的跺腳聲，漂亮的敬禮動作，整齊劃一的轉體，還不時地高喊「一——二——一」口令，完全是一套英國式的標準動作。

　　午餐後，我們登上牙買加國防軍的一架直升機，準備飛越小海灣到曼利國際機場，然後換乘美軍的「黑鷹」直升機，去視察臨時在牙買加值勤的美軍部隊。原先計劃我們一路都乘「黑鷹」直升機，可是東道主要求我們乘坐牙買加的美制UH—1直升機離開他們的總部。我直覺感到不大對勁，但主人的盛情難卻，要顧及他們的自尊心。直升機起飛了，在大約1500英尺的高度轉入水平飛行，金斯頓消失在我們身後。阿爾瑪朝我微笑。是的，這一天過得挺美。我透過舷窗凝視著令人心曠神怡的蔚藍色的加勒比海，突然聽見猛烈的哢嚓一聲。阿爾瑪瞅著我發愣。

　　我立刻明白是出了故障。這架UH—1的傳動裝置卡住了。飛機開始搖搖晃晃地向海灣下墜。我在越南經歷過一次直升機飛行事故，我知道，如果這架UH—1觸水，它很可能會翻過來，葉片會折斷，像榴霰彈一樣四處飛散。機艙門一開，飛機就會像一塊石頭一樣沉入海底。我腦子裡閃過的念頭是：我們有3個孩子，他們的父母親就要命歸西天。

　　「彎下腰！雙手抱住腿！」我向阿爾瑪喊道。

　　「為什麼？」她問。

　　「見鬼！聽話！」我呼叫著，感覺到我們在繼續下落。我看見兩名飛行員正忙著扳拉操縱杆，採取緊急措施。他們關閉了發動機，我們在繼續下降，只聽見葉片啪啦啪啦的聲音，眼看飛機就要沉入大海了。最後一瞬間，飛行員終於讓直升機在海岸邊上硬著陸，離海水線還不到20英尺遠。我解開安全帶，抓住阿爾瑪趕緊離開座位向外跑。直升機說不定會起火爆炸。

　　我們跑出危險地帶後，阿爾瑪問：「怎麼回事呀？」

　　「我們迫降了。」我告訴她。我朝牙買加飛行員走過去，祝賀他們出色地完成了緊急降落。

　　事後，曼利總理給我打電話說：「我親愛的科林，你知道為什麼樹葉在沙沙響嗎？這是我松了一口氣，在欣慰長歎哩！」真是散文詩，我祖先的語言。然而我仍感到惆悵。我父母誕生的地方竟差一點成了他們兒子的葬身之所。

　　我們登上「黑鷹」，繼續原定的行程，我看望了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派到牙買加幫助修路的一支部隊，以及美國空軍在一座名叫「情人跳」的懸崖峭壁上修建的跟蹤販毒活動的雷達站。正式訪問到此結束。接下去是尋根問祖的旅行。

　　我們坐進牙買加政府提供的一輛吉普車，朝北駛向內地，轉上一條塵土飛揚的土路。這條路活像這塊紅土地上一道長長的傷疤。漂亮的房子看不到了，眼前只見簡陋的村舍。路越走越窄，最後我們不得不下車步行。徒步走了大約15分鐘，忽然間在我們面前冒出了當地政府的長官——「卡斯圖斯」——以及警察局長和另幾位官員，向我們表示歡迎。我們跟著他們走上緩坡，過了小土崗，一條坑坑窪窪的小路把我們引向一片小谷地。在那裡出現了魔術般的情景，不知從哪兒一下子冒出來許多人。很快就有200來人圍上我們，老老少少，有的衣著華麗，有的衣衫襤褸，有的穿著鞋，有的光著腳。忽然，響起陣陣樂聲，接著出現了一支樂隊，一群身穿黑制服的年輕人奏起了《星條旗之歌》。

　　「這些孩子是你父親母校的學生。」那位地方長官對我說。樂隊奏完美國國歌，就吹奏起西印度群島即興舞曲，我對它像對美國國旗一樣熟悉。人群開始拍手，向阿爾瑪和我們靠攏，拉著我們的手，笑容滿面地親切問候。遠處又有一小批人向我們走來，人群給他們閃開路。我激動萬分。這是我家的親人。不需要任何人作介紹，其中有幾位是我以前見過的，其餘的人一看臉就知道。他們長得很相像，也同我相像。我們來到了托普希爾村，這是我父親出生的地方。他們擁抱我，自我介紹。艾維·裡奇姑姑，穆裡爾表兄、克勞德叔叔、帕特堂弟等等，都似曾相識，是遠近的親屬。

　　大家讓阿爾瑪和我坐在兩張折疊椅上，也就是在貴賓席就座。一位女教師瓊·本特，她是我一個堂弟的妻子，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我們又起身，走過幾座門廊塗成濃濃的紅土色的不錯的房子，來到一座小屋前。它的牆壁抹著粗糙的灰泥，屋頂是生了鏽的鐵皮，屋簷是手劈的木板造成的。6尺寬6尺高的窗戶兩側，配有褐色的百葉窗，使這座熱帶的小民房奇怪地具有一點新英格蘭的格調。

　　小屋裡有4個房間，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廚房，也沒有室內衛生間。全部面積還不及美國的一間平常的起居室。我的親屬們事先趕跑了屋內的雞，擦洗打掃過一番，做到這一步已經夠難為他們了。我站在父親1898年誕生到人世間的小屋裡，一股緬懷先父的親情在心中油然而生。

　　走到屋外，我們來到祖先的墓地，那裡剛剛拔除過野草，培了新土。人群又一次圍攏過來，期盼我講講話。我對他們的熱情歡迎表示了最誠摯的感謝。其實，我內心真希望單獨呆一會兒，有一點時間在這片土地上踏著我父親的足跡，穿越田野，在他當年熟悉的樹林中漫步，想像一下當年父親住在這裡的情景，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他是怎樣維持生計的。可是人群一直圍著我們。阿爾瑪和我在我祖父、祖母的墳墓前作了禱告。我們跟親屬們交換了一點小禮品。婦女們向阿爾瑪贈送了她們手繡的漂亮亞麻織品。訪問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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