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鐵托 | 上頁 下頁 |
一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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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要求南共中央對這一事件作出解釋,戈爾基奇在責難逃。 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內戰中作出了很大犧牲,一干五百多名志願軍約有一半人戰死,另一半有三百多人受傷,350人在共和軍失敗後被俘,關入集中營。後來他們多半逃回了南斯拉夫,成為二次大戰中南共軍隊中的骨幹力量,其中有24人是南共軍隊的高級將領,4人成為4個集團軍司令。鐵托說,他本來也想去當志願軍的,但共產國際不同意。 1937年夏天,設在巴黎的南共中央接到通知,讓戈爾基奇去一趟莫斯科。這個時候正是蘇聯進行又一次肅反的高潮。果然不久,莫斯科通知巴黎,停止印刷戈爾基奇的一本小冊子。隨後又聽說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波蘭妻子以間諜罪名被捕。幾個月以後,共產國際巴爾幹書記處告訴鐵托,戈爾基奇已被撤銷南共總書記職務,由鐵托負責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鐵托因此轉赴巴黎,在巴黎工作到年底,返回前,又奉召赴莫斯科。 在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告訴鐵托,戈爾基奇已被捕,共產國際已覺察了他在黨內搞宗派主義,向共產國際遞送假情報,他的情報來源主要是從一個貝爾格萊德的知識分子那裡趕制出來的,無非是一些秘密出版的小冊子。戈爾基奇跟國內聯繫的都是些資產階級上層人物,而在黨內則妨礙培養新的工人幹部。季米特洛夫還通知鐵托,已任命他為臨時總書記,南共中央委員會應全部更換。 鐵托感覺到了,共產國際將問題看得很嚴重,南斯拉夫共產黨有被解散的危險。 鐵托在莫斯科受命以後,迫切希望回到國內領導工作,自從他去年8月離開國內後,還沒有一個中央領導人去指導過工作,而國內新成立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黨組織,以及巴黎的中央和被關押在獄中的黨員中存在的派別活動等問題,加之國際形勢,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威脅臨近,等等,都在等著解決。這個時候,恰逢《聯共〈布〉黨史》出版,鐵托在莫斯科又得到一項新的任務——翻譯這本書,翻譯工作起先是由他和喬皮奇及另一位同志組成的編譯小組進行的,可是,譯完第一章後,喬皮奇和另一個人就被捕了,鐵托不得不一個人譯完這本書。翻譯工作花去了他三個月的時間。 在莫斯科期間,鐵托心情沉重,他看到戈爾基奇被捕了,接著幾乎在莫斯科的所有南斯拉夫人都被捕了,能夠找到的只有喬皮奇和一位塞爾維亞教師。莫斯科什麼人都懷疑,鐵托也曾在這裡工作過,但那段時期他除了辦公室和旅館外,哪裡也不去,有時間就看書,與任何人,包括南斯拉夫人,都沒有特殊的聯繫,正是這一點,沒有招致莫斯科的懷疑。但是現在,他也差一點遭到別人的暗算。 佩特科·米萊蒂奇是黑山的共產黨員,宗派主義分子。在國內被警方逮捕後,在米特羅維察監獄糾集了一大批犯人在自己一邊,跟莫沙·皮雅傑這樣一批老革命家鬧對立,給獄中的黨組織製造分裂,並竭力將這種宗派活動擴散到獄外。他們的做法遭到了鐵托的反對。鐵托應召到莫斯科時,他出獄了。巴爾幹書記處的一批保加利亞人設法將米萊蒂奇弄到了莫斯科。一位俄國人,共產國際幹部處處長告訴鐵托,米萊蒂奇在寫東西揭露鐵托是托洛茨基分子。說他翻譯的《聯共〈布〉黨史》中塞進了托洛茨基的私貨。鐵托聞訊後即去找巴爾幹書記處的保加利亞人。 那些人說,米萊蒂奇已經向他們交了報告,他們將討論這份報告,並允許鐵托出席討論。鐵托氣憤地說:「我當然要去!」可是,第二天,情況就變了。幹部處長告訴鐵托,米萊蒂奇已被捕,蘇聯內務部早就掌握了他的情況,他是南斯拉夫警方的奸細,出賣了很多人,而警方則把他打扮成共產黨的英雄,更便於為警方效力。果然這次他又在內部陷害鐵托,但是沒有得逞,內務部連同他的報告一起收走了。鐵托心滿意足地去見那個保加利亞人。可他還一點不知情,顯得很高興。等鐵托告訴他,米萊蒂奇被帶走了,他才嚇得一臉煞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肯定知道,這人是他弄來的,在莫斯科,這將要牽扯他到什麼程度。 這一切過去之後,鐵托去見季米特洛夫,要求立刻回國。他說,領導必須在國內,而不應在國外。季米特洛夫說:「什麼領導?瓦爾特,只剩下你了,你應當回國,你是幸運的,對黨來說也是幸運的,至少你留下了,因為已經在談論解散南共。」(當時波蘭黨已經解散)。鐵托深切感謝季米特洛夫對他的信任,他懂得,他之所以在莫斯科沒有遭殃,是季米特洛夫保護了他。 1938年初,鐵托終於可以離開莫斯科了,不是去國內,而是去巴黎的流亡中央上任。路上他用的是一個加拿大護照,用的是斯皮裡敦·梅卡斯的名字。船抵哥本哈根,一名丹麥警察用英語詢問鐵托。鐵托的英語並不好,剛開始學。警察一下就看出他不是個加拿大人,便笑著對他說:「同志,下次用加拿大護照之前,要把英語先學好。」鐵托也笑了起來,幸好這名警察是位社會民主黨人。 到達巴黎後,鐵托開展的第一項工作便是改組中央。對改組,鐵托已經形成了清晰的、成熟的思路,他認為,第一,新的中央委員會必須設在國內,這一條,他曾多次向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寫信,闡明其理由;第二,新的中央主要應由國內的同志組成;第三,中央的成分應由工人占多數(國外的知識分子他只推薦喬皮奇和馬斯拉裡奇兩人)。在給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鐵托對巴黎的原中央委員逐一談了他個人的看法,他對大多數人的品格和工作予以肯定,但他堅定地認為,党的領導工作必須依靠國內的幹部,為了防止宗派主義,也為了便於公開活動,這些幹部都應是與舊中央較少聯繫、在警察局還未掛號的年輕的革命家,他們是愛德華·卡德爾、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密洛凡·吉拉斯、洛拉·裡巴爾、拉德·康察爾、弗蘭茨·萊斯科舍克、莫沙·皮雅傑等人。 在中央未遷回國內之前,鐵托就已派人在國內建立了一個臨時的領導機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已經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塞爾維亞有了省委、黑山也有了省委、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重要城鎮已建立了黨組織,伏伊伏丁那黨的組織工作做得最出色。南共機關報《無產者報》也正在準備復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黨組織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只遭到過兩次破壞。而兩次破壞都與米萊蒂奇的活動有關,這跟以前黨組織不斷建立、不斷遭破壞已是大不相同了。 這時的歐洲,德意法西斯的戰爭叫囂甚囂塵上。由於南共在對待法西斯侵略的危險中採取了正確的立場,整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運動正在熱烈地開展,南共在國內人民中的威信一天天增長。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下,共產國際對南共的態度開始有了改變。特別重要的是,國內党的臨時領導機構是團結的。表壯不如裡壯,一個黨,內部團結一致,堅強如鋼,這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鐵托以後將越來越看清楚這一點。 1939年初,共產國際在聽取了鐵托的彙報後,決定由南共領導發表一封致全體黨員的信,向他們介紹領導班子最近發生的情況,號召全黨同派別分子進行堅決鬥爭,爭取黨的團結。接著,3月和6月,南共召開了兩次會議,進一步肅清了宗派主義的影響。 從此以後,黨的力量得到增強,隊伍迅速擴大。鐵托任總書記之初,南共有6000名黨員,一年時間,發展到12000名黨員,人數翻了一番。 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在裡巴爾的組織下,也取得了同樣的發展。党的最高領導層,除了鐵托、皮雅傑幾人外,幾乎都是年輕人,他們與昔日的派別鬥爭沒有淵源,與莫斯科也很少有瓜葛,沒有那種老於世故、工於心計的「成熟」,他們生氣勃勃,與國內的鬥爭血肉相連。這個領導層對鐵托有一種特殊的親敬;他們都稱他為「stari」(老者、年長者,相當於中文「×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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