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托(19)_學達書庫

一九

　　共產國際要求南共中央對這一事件作出解釋，戈爾基奇在責難逃。

　　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內戰中作出了很大犧牲，一干五百多名志願軍約有一半人戰死，另一半有三百多人受傷，350人在共和軍失敗後被俘，關入集中營。後來他們多半逃回了南斯拉夫，成為二次大戰中南共軍隊中的骨幹力量，其中有24人是南共軍隊的高級將領，4人成為4個集團軍司令。鐵托說，他本來也想去當志願軍的，但共產國際不同意。

　　1937年夏天，設在巴黎的南共中央接到通知，讓戈爾基奇去一趟莫斯科。這個時候正是蘇聯進行又一次肅反的高潮。果然不久，莫斯科通知巴黎，停止印刷戈爾基奇的一本小冊子。隨後又聽說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波蘭妻子以間諜罪名被捕。幾個月以後，共產國際巴爾幹書記處告訴鐵托，戈爾基奇已被撤銷南共總書記職務，由鐵托負責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鐵托因此轉赴巴黎，在巴黎工作到年底，返回前，又奉召赴莫斯科。

　　在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告訴鐵托，戈爾基奇已被捕，共產國際已覺察了他在黨內搞宗派主義，向共產國際遞送假情報，他的情報來源主要是從一個貝爾格萊德的知識分子那裡趕制出來的，無非是一些秘密出版的小冊子。戈爾基奇跟國內聯繫的都是些資產階級上層人物，而在黨內則妨礙培養新的工人幹部。季米特洛夫還通知鐵托，已任命他為臨時總書記，南共中央委員會應全部更換。

　　鐵托感覺到了，共產國際將問題看得很嚴重，南斯拉夫共產黨有被解散的危險。

　　鐵托在莫斯科受命以後，迫切希望回到國內領導工作，自從他去年8月離開國內後，還沒有一個中央領導人去指導過工作，而國內新成立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黨組織，以及巴黎的中央和被關押在獄中的黨員中存在的派別活動等問題，加之國際形勢，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威脅臨近，等等，都在等著解決。這個時候，恰逢《聯共〈布〉黨史》出版，鐵托在莫斯科又得到一項新的任務——翻譯這本書，翻譯工作起先是由他和喬皮奇及另一位同志組成的編譯小組進行的，可是，譯完第一章後，喬皮奇和另一個人就被捕了，鐵托不得不一個人譯完這本書。翻譯工作花去了他三個月的時間。

　　在莫斯科期間，鐵托心情沉重，他看到戈爾基奇被捕了，接著幾乎在莫斯科的所有南斯拉夫人都被捕了，能夠找到的只有喬皮奇和一位塞爾維亞教師。莫斯科什麼人都懷疑，鐵托也曾在這裡工作過，但那段時期他除了辦公室和旅館外，哪裡也不去，有時間就看書，與任何人，包括南斯拉夫人，都沒有特殊的聯繫，正是這一點，沒有招致莫斯科的懷疑。但是現在，他也差一點遭到別人的暗算。

　　佩特科·米萊蒂奇是黑山的共產黨員，宗派主義分子。在國內被警方逮捕後，在米特羅維察監獄糾集了一大批犯人在自己一邊，跟莫沙·皮雅傑這樣一批老革命家鬧對立，給獄中的黨組織製造分裂，並竭力將這種宗派活動擴散到獄外。他們的做法遭到了鐵托的反對。鐵托應召到莫斯科時，他出獄了。巴爾幹書記處的一批保加利亞人設法將米萊蒂奇弄到了莫斯科。一位俄國人，共產國際幹部處處長告訴鐵托，米萊蒂奇在寫東西揭露鐵托是托洛茨基分子。說他翻譯的《聯共〈布〉黨史》中塞進了托洛茨基的私貨。鐵托聞訊後即去找巴爾幹書記處的保加利亞人。

　　那些人說，米萊蒂奇已經向他們交了報告，他們將討論這份報告，並允許鐵托出席討論。鐵托氣憤地說：「我當然要去！」可是，第二天，情況就變了。幹部處長告訴鐵托，米萊蒂奇已被捕，蘇聯內務部早就掌握了他的情況，他是南斯拉夫警方的奸細，出賣了很多人，而警方則把他打扮成共產黨的英雄，更便於為警方效力。果然這次他又在內部陷害鐵托，但是沒有得逞，內務部連同他的報告一起收走了。鐵托心滿意足地去見那個保加利亞人。可他還一點不知情，顯得很高興。等鐵托告訴他，米萊蒂奇被帶走了，他才嚇得一臉煞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肯定知道，這人是他弄來的，在莫斯科，這將要牽扯他到什麼程度。

　　這一切過去之後，鐵托去見季米特洛夫，要求立刻回國。他說，領導必須在國內，而不應在國外。季米特洛夫說：「什麼領導？瓦爾特，只剩下你了，你應當回國，你是幸運的，對黨來說也是幸運的，至少你留下了，因為已經在談論解散南共。」（當時波蘭黨已經解散）。鐵托深切感謝季米特洛夫對他的信任，他懂得，他之所以在莫斯科沒有遭殃，是季米特洛夫保護了他。

　　1938年初，鐵托終於可以離開莫斯科了，不是去國內，而是去巴黎的流亡中央上任。路上他用的是一個加拿大護照，用的是斯皮裡敦·梅卡斯的名字。船抵哥本哈根，一名丹麥警察用英語詢問鐵托。鐵托的英語並不好，剛開始學。警察一下就看出他不是個加拿大人，便笑著對他說：「同志，下次用加拿大護照之前，要把英語先學好。」鐵托也笑了起來，幸好這名警察是位社會民主黨人。

　　到達巴黎後，鐵托開展的第一項工作便是改組中央。對改組，鐵托已經形成了清晰的、成熟的思路，他認為，第一，新的中央委員會必須設在國內，這一條，他曾多次向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寫信，闡明其理由；第二，新的中央主要應由國內的同志組成；第三，中央的成分應由工人占多數（國外的知識分子他只推薦喬皮奇和馬斯拉裡奇兩人）。在給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鐵托對巴黎的原中央委員逐一談了他個人的看法，他對大多數人的品格和工作予以肯定，但他堅定地認為，党的領導工作必須依靠國內的幹部，為了防止宗派主義，也為了便於公開活動，這些幹部都應是與舊中央較少聯繫、在警察局還未掛號的年輕的革命家，他們是愛德華·卡德爾、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密洛凡·吉拉斯、洛拉·裡巴爾、拉德·康察爾、弗蘭茨·萊斯科舍克、莫沙·皮雅傑等人。

　　在中央未遷回國內之前，鐵托就已派人在國內建立了一個臨時的領導機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已經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塞爾維亞有了省委、黑山也有了省委、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重要城鎮已建立了黨組織，伏伊伏丁那黨的組織工作做得最出色。南共機關報《無產者報》也正在準備復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黨組織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只遭到過兩次破壞。而兩次破壞都與米萊蒂奇的活動有關，這跟以前黨組織不斷建立、不斷遭破壞已是大不相同了。

　　這時的歐洲，德意法西斯的戰爭叫囂甚囂塵上。由於南共在對待法西斯侵略的危險中採取了正確的立場，整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運動正在熱烈地開展，南共在國內人民中的威信一天天增長。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下，共產國際對南共的態度開始有了改變。特別重要的是，國內党的臨時領導機構是團結的。表壯不如裡壯，一個黨，內部團結一致，堅強如鋼，這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鐵托以後將越來越看清楚這一點。

　　1939年初，共產國際在聽取了鐵托的彙報後，決定由南共領導發表一封致全體黨員的信，向他們介紹領導班子最近發生的情況，號召全黨同派別分子進行堅決鬥爭，爭取黨的團結。接著，3月和6月，南共召開了兩次會議，進一步肅清了宗派主義的影響。

　　從此以後，黨的力量得到增強，隊伍迅速擴大。鐵托任總書記之初，南共有6000名黨員，一年時間，發展到12000名黨員，人數翻了一番。

　　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在裡巴爾的組織下，也取得了同樣的發展。党的最高領導層，除了鐵托、皮雅傑幾人外，幾乎都是年輕人，他們與昔日的派別鬥爭沒有淵源，與莫斯科也很少有瓜葛，沒有那種老於世故、工於心計的「成熟」，他們生氣勃勃，與國內的鬥爭血肉相連。這個領導層對鐵托有一種特殊的親敬；他們都稱他為「stari」（老者、年長者，相當於中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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