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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3.聖地莫斯科

  火車進入蘇聯國土,時隔15年,鐵托再次來到生活過5年之久的蘇維埃大地。此時的鐵托已是42歲的中年人,早過了易於激動的年齡。但是,當列車駛過邊境上一個上面寫著「向歐洲工人致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巨大拱門時,心中仍不免驟然升起一股敬意,產生一種即將進入崇高境界的感情。對於全世界的革命者來說,在他們歷經恐怖、黑暗、流血、坐牢時,支持他們鬥爭下去的,就是他們通過蘇聯這個榜樣,看到了自己鬥爭的前途。

  每一個革命者都把蘇聯看成是祖國,對鐵托來說,這種感覺也許更加強烈。他回憶說:「1934年,我從監牢裡出來後,當我在每個寂靜的夜裡傾聽莫斯科電臺的廣播,聽到克里姆林宮的鐘聲和國際歌激動人心的曲調時,我是多麼愉快地感覺到這個國家的力量。」來到這個國家最初的一刻,真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一切都那麼新鮮,一切又都那麼親切。車站月臺上掛著革命導師的畫像,宣傳欄裡貼著烏拉爾巨大工廠、烏克蘭的集體農莊、紅場檢閱的圖片。革命者為蘇聯取得的每一個成就感到由衷的高興。

  鐵托來到莫斯科,過去他曾路過彼得堡,卻沒有到過這裡。共產國際的總部在離紅場不遠的馬霍瓦伊大街,而其幹部則多半住在高爾基大街的盧克斯旅館。鐵托到達後,向南共駐國際的代表弗拉基米爾·喬皮奇報到。盧克斯是一個規模很大的老式旅館,樓下有一個餐廳,鐵托在這裡得到一個小房間。旅館的進門處,設有簽證的地方,所有來人必須在此領取通行證,沒有證的絕對不許入內。

  鐵托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巴爾幹書記處候補委員兼南斯拉夫報告人。

  他今後的工作就是在德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皮克領導下的巴爾幹書記處主管南斯拉夫事務。人們給他起了個新名字——瓦爾特。

  巴爾幹書記處管轄南斯拉夫、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的黨。共產國際的領導就是通過若干個這種按國家地域劃分的書記處進行的。各國黨的問題先在書記處討論,然後再拿到共產國際的會議上討論。書記處的領導人都是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主席團主席是保加利亞著名的共產黨人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由於他在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國會縱火案中,在萊比錫審訊時的光輝表現,更由於在工作中目睹了季米特洛夫的人格和作風,鐵托對他非常敬仰。此外他跟皮克也很談得來。

  在莫斯科期間他還結識了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他們是陶裡亞蒂、法國的多列士、捷克的哥特瓦爾德、西班牙的迪亞士。美國共產黨領袖白勞德是在盧克斯旅館的浴室相遇的。在共產國際,鐵托只見過一次斯大林。那是在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開幕的一天,斯大林坐在一根大理石柱子的後面,人們私下裡都叫他老闆。儘管共產國際的工作路線都是秉承斯大林的意志,但是斯大林卻很少在這裡露面。

  1935年以前,共產國際的指示給南斯拉夫革命帶來了損害,但共產國際是「不可能犯錯誤的」,錯誤都是各國黨的。一個時期以來,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南國內得不到執行,即使是南共中央也推不動下面的工作,為此,共產國際已撤銷過兩位南共書記的職務。

  工作一段時間之後,鐵托明顯地感覺到了,這裡沒有南共的地位。

  果然有一天,季米特洛夫問他:「瓦爾特,你說,你們那裡到底有沒有黨組織?」原來他是從南共的報告中感到南斯拉夫國內沒有黨的組織,而只有一個在維也納的中央,同時,這個中央又不團結。這確是叫人瞧不起的。鐵托回答他:「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不能根據維也納的領導來判斷我們黨。我們國內,在基層存在黨的組織,黨員在盡其所能進行鬥爭,甚至犧牲了生命。我收到了報告,我知道這些人,他們是工人。但是我得告訴你,國內的黨組織對領導完全喪失了信任,因為他們認為,中央派人聯絡之後,不久就有許多人被捕。國外去的人被捕後表現很差,由於他們的原因,一系列組織遭到破壞,因此,國內組織對現居高位的領導無法信任。」鐵托的話使季米特洛夫大吃一驚。他想到必須尋求一個解決辦法。

  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次大會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轉折點。會議提出了組成反法西斯統一陣線的問題。各國共產主義運動從孤軍奮鬥轉到團結一切民主進步力量的路線上來,它給國際共運帶來了新的活力。

  不過,從籌備這次大會,到大會的召開,鐵托也感覺到了這個機構內部存在的問題。

  南共出席會議的代表團本來是提名瓦爾特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的。

  可是,一天喬皮奇突然向代表團成員通報,共產國際對南共提名的候選人不滿,認為這是對南共書記戈爾基奇的不信任(其實戈爾基奇自己也投票選瓦爾特)。而戈爾基奇是共產國際所信任的,那麼,這也是對共產國際不信任。代表團不得已,只得表示,瓦爾特與戈爾基奇不存在任何矛盾,同意改變提名。這事令鐵托尤其難堪,其實他並沒有任何背後活動。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共產國際是如何干涉一個黨的內部事務的。

  共產國際要求提名戈爾基奇可能是執委會書記、俄國人馬努伊爾斯基建議的。他與鐵托本人並無任何恩怨,只是他們不太熟悉。後來相處日久,他們之間關係才比較融洽。可是當時的鐵托不過是一個無名之輩,而戈爾基奇聲望要高一些。

  戈爾基奇被提名也不過只當選為執委會候補委員,其他的南共領導則一個也未進執委會,這反應出南共的地位,共產國際將南共當成一個弱小的黨,它還沒有資格進入執委會。

  在莫斯科期間,鐵托很少上街遊逛,他的活動天地幾乎限於馬霍瓦伊街的辦公室到盧克斯旅館的路上。過去在國內難得有在莫斯科這樣的條件看書學習。坐牢時,監獄中有時間卻沒有好書;出獄後即使能弄到書也沒時間。現在這兩個條件都有了。他不想去參加黨校的正規學習,認為自學可以學得更多的知識,每個人都最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麼。鐵托首先選學了經濟和哲學,同時也對軍事理論產生了興趣。伏龍芝、克勞塞維茨等人的著作他都深感興趣。鐵托在軍事方面的才幹在這段時期的學習中增進不少。為他後來領導解放戰爭打下了基礎。

  七大結束後,鐵托隨同代表團遊歷了蘇聯的部分地區。他們既看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也看到了某些陰暗面。無疑這些事情給他的印象對他今後在南斯拉夫的做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一起參觀的還有3個南斯拉夫人。他們對所看到的現象感到失望,尤其是在集體農莊,看到那裡農民的生活水平比南斯拉夫國內的情況還差,不能不使他們感到迷惑。但是鐵托還是勸他們回去後不要談這些事。他曾經回憶說:

  「當我在那裡工作的時候,我知道許多事情是錯誤的,我親眼看見許多個人野心和排擠打擊的事情。我同集體農莊莊員談話時注意到當他們想講些什麼的時候,互相輕撞胳臂示意,吞吞吐吐。當大清洗發生的時候,我不在莫斯科,但是甚至在1935年,逮捕還沒有結束,而那些逮捕別人的人後來自己也被捕了,一夜之間,人就不見了,沒有人敢問他們被帶到哪裡去了。逮捕甚至降臨到季米特洛夫頭上,他的姐夫伏爾科·契爾文科夫怕被逮捕,躲在自己家裡逃避內務人民委員部。我在那時看到了所有這些事情,只是原因還不像今天這樣清楚,那時,我的革命職責是不予批評,不去幫助外國的宣傳來攻擊這個國家。這是惟一實現了革命的國家,在那裡必須建設社會主義……人們也許會指責我缺乏勇氣。不,我認為沒有人會這麼說,那時,我們許多人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不要損害國際共運的進一步發展。我和許多別的人一樣,認為這只是一個暫時的內部問題,它會逐漸澄清的……對在莫斯科所見的一切,我從內心感到厭惡……」

  可以說,這就是鐵托後來在南斯拉夫提出「人道的社會主義」口號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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