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33)

三三

　　這個天賦雄厚，討人喜歡的少年的內心成長不是在寄宿學校裡展開的，而是在腐化墮落的資本主義彼得堡背景下展開的，在這個城市裡，到處是茶坊酒肆、賭場淫窟和各種「藏汙納垢之所」，不過高聳在這一切之上的還有幽靜的閣樓，在那裡，幻想家和思想家經常進行充滿靈感的對話，他們談論黃金時代，談論巴黎公社，談論歐洲的衰落，談論如何使石頭變成麵包，這種歷史的回光反照和奇談怪論充滿著悲劇性和詩情畫意。正當這位青年探索者陷入精神上的迷惘時，突然出現了一位俄國朝聖者，他以充滿民間智慧的格言諺語迷住了少年。少年終於感覺到「新生活」的迫近，但「新生活」並沒有把他引入修道院的單間居室，而是引進大學的課堂。一條通向科學生活的廣闊道路打開了。

　　少年的父親韋爾西洛夫作為一個思想主人公，在小說中居於中心地位。他的哲學觀點形式上似乎冠冕堂皇，結論往往破綻百出，自相矛盾，實際上已失去了對未來切實的憧憬。有人認為，韋爾西洛夫身上體現著赫爾岑的許多特點，這是和《作家日記》的作者本人對赫爾岑的種種評述一脈相承的。韋爾西洛夫的結局耐人尋味。老馬卡爾·伊萬諾維奇臨死前提醒自己的老爺要恪守原先許下的諾言：「用婚禮的花冠掩蓋自己的罪孽，也就是說，一旦索尼婭·安德烈耶夫娜守起寡來，他就同她結婚。」

　　結尾時的「瘋狂場面到來了。人們剛剛埋葬掉香客馬卡爾·伊萬諾維奇，他臨死前把祖先留下的一件遺寶——一尊會顯靈的古老神像，交給韋爾西洛夫。

　　可是這位一家之長，在慌亂的激動心情支配下，像著了魔似的，突然把那件大家奉為聖物的遺寶摔在瓷面火爐的一角上，碎為兩半。這個場面的象徵意義是：很明顯的韋爾西洛夫拒不接受香客的遺物，拒不接受他的遺囑，拒絕履行許下的諾言。他割斷了同祖國歷史的聯繫，拋棄了正教聖像，又重新追求起曾使他迷戀過的天主教形象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來了。但是作者又改變了這一判決，經歷了種種迷惘彷徨之後，韋爾西洛夫的晚年生活卻過得平靜、明智和富有詩意。

　　他沒有摒棄祖國的根基，沒有發瘋，也沒有自殺，雖然曾試圖自殺。我們最後一次看到他是在一個春天，他坐在敞開著的窗口旁。媽媽坐在他身邊，「他用手撫摸著她的面頰和頭髮，感激涕零地望著她的眼睛他不再離開媽媽了，永遠也不離開了。」

　　這位世界籍的預言家進入自己生活的最後一個時期——俄國時期，他在祖國，在親人中間，在他心愛的聖物中間度過了這一時期。他以自己的全部身心，永遠愛上了她那「唯一的女皇」，那個「受盡苦難的女人」，他的「最後一位天使」——這位恬靜賢淑的女人雖然出身于農奴，卻以自己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愛照亮了他那動盪不定的一生。現在他在某種程度上使人聯想起赫爾岑以及赫爾岑關於精神上返回祖國的著名論斷：「對祖國的信仰把我從精神毀滅的邊緣拯救出來。」

　　曾有批評家批評這部小說「雜亂無章」，確實，它是以相應的雜亂無章的手法去描寫遍佈全俄國的雜亂無章。在這種風格中，小說的風俗畫性質及其清晰明確的史詩則隱而不見了，代之以一些離奇古怪的情節和浮光掠影的、能引起讀者好奇心的插曲，但對這些情節和插曲的解釋則要拖到很久很久以後，甚至拖到永遠也不會到達的未來。由此就產生了故事情節的高速度發展和變化無常，這種不尋常的文學描寫預示著小說家逝世後現代藝術流派的出現。難怪所有的現代派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捧為鼻祖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初從國外回來後，他們出國前委託「可靠人士」代為保管的一切財產，均已蕩然無存。他們不得不重新購置家用物品。與此同時，債主們也跑來了，鐵面無私地要求償還舊債。如果不是他妻子的幹練、機智和精力充沛的活動，他很可能遭到徹底破產。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的債務當時已達二萬五千盧布，其中有些債權人鐵面無情，態度放肆，他們甚至要求償還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開辦煙草廠時所支付的一筆鉅款，並威脅說要立即查封他兄弟的全部財產，或者把他關進債戶拘留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議用自己每月的收入分期還債，遭到了斷然拒絕。幸好安娜是個出色的談判者，她告訴那些威脅他們的人：房子是以她的名義租的，家具是賒購的，至於把她丈夫關進債務拘留所，那樣不但一個子兒拿不到，還要掏伙食費。索債的人毫無辦法，只好讓步了。

　　安娜不僅善於進行這樣的談判，她還開始獨自出版自己丈夫的小說，漸漸成了一位有經驗的出版家。

　　只是經過十年諸如此類的鬥爭和堅持不懈的省吃儉用，債務才全部還清，這是在作家去世前一年發生的事。

　　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給妻子的信中，可以感覺到一個精疲力盡、體弱多病的人的恬靜的喜悅。經過半個世紀顛沛流離的不幸生活以後，他終於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一個家庭、建立穩定的生活。

　　他終於駛進風和日麗的港灣。他曾在給斯特拉霍夫的信中發出慨歎：「婚姻中寓有一個人四分之三的幸福，而在其他方面——連四分之一還不到。」他對安娜越來越依戀了，幾乎一刻也離不開她。每次到文學晚會講演，總要與安娜同行，走上講臺以後，一定要用眼光從台下聽眾中找到安娜才肯講話。安娜為了使他快點看見自己，常常要用一塊白手帕從臉上撩過，或乾脆站起。1872年，安娜為了幫助丈夫解決經濟困難，準備去亞歷山大為一個會議作速記，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20幾歲的青年人願意陪她同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產生了強烈的忌妒之心，他打碎了茶杯，從客廳跑出去，無目的地隨便朝一個方向跑。後來，安娜的計劃當然取消了。因為她知道，即使說服了丈夫，他一定會很快跑到亞歷山大，白白花掉僅有的那一點錢。還有一次去赴會，安娜惱火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倘使這一次你還是一開始就尋找我，想在聽眾中找到我，那麼我老實告訴你，我一定站起來，跑到遠遠的地方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卻非常認真地回答：「那麼我一定要從講臺上跳下來，追你去，看你幹什麼，看你到哪兒去，我一定要這樣的。」安娜知道，他真會這樣做的。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還寵愛他的孩子們。他哄他們玩，為他們舉辦聖誕節樅樹晚會，在一架兒童管風琴的伴奏下，跟妻子一起跳華爾茲舞、卡德裡爾舞或瑪祖卡舞，活像一個愛跳舞的波蘭人。這位思想家和心理學家對女服進行精心的琢磨與研究，就連他妻子穿的衣服也都是他代為選擇的；他一向酷愛精美的物品如水晶玻璃器皿、波希米亞玻璃製品、花瓶、工藝品等等。孩子們長大以後，他想方設法向他們灌輸文化藝術，詩歌、小說、戲劇方面的知識。他給他們朗誦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射擊》、《暴風雪》和一些詩歌作品。

　　從1872年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常到舊魯薩去度夏，這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小鎮，身心交瘁的作家非常喜歡這個安謐幽靜的地方。《少年》就是在這裡完成的。

　　經過孤獨的國外隱居生活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和人們交往，特別是同俄國學術界和藝術思想界人士交往。1872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裡接待了畫家彼羅夫，後者是專來為他畫像的。

　　在開始畫像的一個星期中，彼羅夫每天去拜訪他們。他發現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的情緒變化無常，極不穩定，他跟他交談，引起爭論，注意發現他面部最富有特徵的表情，亦即當他沉湎於自己的藝術構思時的面部表情，後來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肖像畫：陀思妥耶夫斯基姿態純樸而安祥，思想深邃而廣闊。

　　俄羅斯繪畫藝術始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注的中心。他高度評價青年畫家列賓的《縴夫》：「說實在的，這很像果戈理筆下的人物形象你不能不愛他們，這些孤苦無靠的人們不能不認真思考一下，人民應該得到，的的確確應該得到的是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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