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31)

三一

　　§第十二章　對現代派小說的探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以後不久，朋友們便把他引進弗梅謝爾斯基公爵的小組，後者是俄國保守派的首腦人物，寫過一些內容空泛的關於上流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說。他在宮廷內頗有影響，有權提名大臣候選人，並在錢財方面捲入過他那些候選人的醜聞和可恥勾當。同這樣一位政治投機家接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可悲事件，也幾乎是他最大的錯誤。當時，梅謝爾斯基正忙於籌辦《公民》閱刊，用他的話說，這個刊物「負有一項保守的戰鬥任務」。

　　著名詩人阿邁科夫，費丘特切失，著名作家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尼斯特拉霍夫和博馬爾克維奇，都是這一新刊物的指導者。

　　費陀思妥耶夫斯基漸漸成了《公民》雜誌的編輯，他在1873年至1874年初，一直負責這個刊物的出版工作。

　　他探索到一種新的政論作品形式：藝術家就當前的重大事件發表評論。《作家日記》就是這樣寫成的，它講述作者和別林斯基的爭論，講述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會晤，評論涅克拉索夫的《弗拉斯》和俄國人民的使命，評論列斯科夫的短篇小說《永遠難忘的大使》，論述為民間劇院撰寫的取材於工廠生活的劇本，回憶他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迷戀——所有這些都是極其重要和引人入勝的題材，身兼編輯的作家把它們寫得繪聲繪色。1873年，以其具有尖刻諷刺性的短篇小說《豆子》為起點，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那一組絕妙的中短篇故事《溫順的女性》、《一個荒唐人的夢》、《聖誕樹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開始陸續在該刊發表，這是作家運用短小文藝體裁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

　　《公民》編輯部的工作，很快就變得讓陀思妥耶夫斯基難以忍受了。進步刊物嚴厲譴責這位著名作家背棄了自己的信念。同作者談話、閱稿、修改文章，這一切都是在這家半官方刊物的死氣沉沉的氣氛中進行的。刊物的新編輯同他的暗中領導人梅謝爾斯基的意見分歧很快便暴露出來；針對《公民》創辦人的種種淺薄而又卑劣的政治意圖，陀思妥耶夫斯基試圖提出自己的綱領：「我的想法是，社會主義同基督教是一種對立物，我很想把這一想法寫進一系列文章中。

　　可是我卻做不到。」

　　被刊物占去的時間影響了他的中長篇寫作。在編輯部令人窒悶的氣氛中，他所珍視的是同一些年輕助手和技術人員的交往，他們使他瞭解到他們的需求、探索和幻想。

　　在《公民》雜誌的許多合作者中，有一位叫康·彼·波別多諾斯采夫，他當時是內閣成員和給大公們講授法律學的教師，是沙皇制度末期反動政府中最陰險可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十分器重《罪與罰》的作者，積極協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刊物，並竭力從思想上對後者施加影響。

　　然而就連這樣一位高級人士的庇護，也不能鞏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編輯部中的地位。早在任命他為該刊編輯的時候，第三廳就作過這樣的表示：「對此人將來的活動概不負責。」梅謝爾斯基的刊物經常受到指責，說它違反了書報檢查制度，各種行政處罰如同冰雹一般落在它的頭上。1873年6月，書報檢查委員會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起訴，法院判決對他實行罰款，並將他關進軍隊禁閉室。1874年3月11日，內務大臣指控《公民》週刊「發表了一些旨在煽起對帝國某一部分人士敵對情緒的言論」，並於3月12日對由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負責編輯和出版的雜誌提出第一次警告。

　　這實際上是威逼「政治性報刊」的負責人停止其職務，否則該刊就有被查封的危險。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這樣理解的。他遂於3月19日向出版總署提出辭呈，以健康狀況欠佳為由，請求解除他在《公民》編輯部的職務。

　　不過在解除職務之前，他還得根據法院判決，被拘留在軍隊禁閉室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為《公民》週刊的編輯受審的，理由是他未經宮廷大臣許可，擅自在刊物上登載有關「高級人士」的秘聞。在法庭上，作家不承認自己有罪，於是他被判罰款25盧布並拘留兩天。

　　誰也不急於執行這項業已作出的決定，不過行將到來的和刊物決裂要求儘快結束這樁「公案」，於是警察分局長於1874年3月21日晨前來找他，把他帶到區法院，在那裡向他宣佈了拘留地點。那是乾草市場上的一座監獄。

　　他被安置在一間「相當整潔的寬敞房間裡」，他坐在一張普通的小桌旁，一邊喝茶，一邊抽著他那個像炮筒子似的煙斗，聚精會神地閱讀他最喜歡的作品之一：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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