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30)

三〇

　　那些理論的悲劇性就在於它無法變成創造性的理論，無法把毀滅掉的東西熔鑄為另一種東西。斯塔夫羅金的死氣沉沉，是一位天才理論家思想僵化的結果，因為他發現他不能使破壞的思想上升為創造的思想，不能把破壞的意志同創造的熱情真正等同起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涅恰耶夫的藝術形象作了諷刺性描寫。由於十分瞭解諷刺的毀滅性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心使用這一武器去懲罰「人民懲治會」的組織者。他用冷嘲熱諷來貶低這一形象，通過漫畫式的諷刺描寫使這個人物無權博得同時代人的讚揚和青年們的崇拜。他竭力對這位黨同伐異者加以揶揄挖苦，使他名譽掃地，通過描寫他那些卑劣荒唐而又滑稽可笑的行為，來詆毀這位領導者的「英雄氣度」，這位活動家的「宏偉氣魄」果然獲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那個曾以自己的可悲性格和頑強意志使同時代人驚歎不已的歷史活動家，在小說中被描繪成一個卑鄙無恥和微不足道的勢利小人。藝術家的諷刺目的達到了，但那個具有非凡力量的歷史人物卻未能得到小說家全面和廣泛的描寫，未能得到藝術和哲學上的概括。他在小說裡的名字叫彼得·斯捷潘諾維奇·韋爾霍文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反虛無主義的長篇小說中，還廣泛使用了文學上的諷刺性摹擬手法，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他通過「大作家」卡爾馬津諾夫對屠格涅夫所作的諷刺性描寫上。借助這個人物形象，《群魔》作者表達了一種看法，即認為屠格涅夫是一位極端的西歐主義者、虛無主義者，是他們「共同的俄國事業」的敵人。這種看法還明顯地表現在他在這個時期撰寫的保守主義的政論文章中。在小說中，屠格涅夫作為一位藝術家，他的性格受到無情的揭露，他十分痛心地感覺到了這幅調整漫畫的政治鋒芒：「陀思妥耶夫斯基竟使用了比諷刺性摹擬更為惡劣的手法，他通過卡爾馬津諾夫把我描寫成涅恰耶夫分子的秘密支持者。」《群魔》帶有十分明顯的政治誹謗色彩。

　　《群魔》是一部詆毀革命運動的作品，其任務是摧毀革命的運動及其「父」與「子」——40年代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和60年代的實踐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圖維護俄國的君主制，並猛烈抨擊各種破壞和威脅君主制的力量。

　　儘管小說中充滿暴露的熱情，但小說家給自己提出的任務並沒有完成。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的一系列極其重大的革命歷史現象，並未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第一國際俄國分部的建立，各個工人社會主義聯盟的成立，聲勢浩大的「到民間去」運動——所有這一切都未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論作品和創作中得到應有的反映。

　　由於對當時革命運動的主流懷著冷嘲熱諷的憤激情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中所反映的主要是一些無關宏旨的，甚而是次要的現象。他針貶抨擊的只是俄國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反抗性和涅恰耶夫分子的過火行為。作為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己的重大主題所採取的這種態度，必然使他遭到失敗，並導致他的政治意圖的破產。

　　但由於小說家本人年輕時曾嚮往過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看來他並沒有始終堅持他所採取的暴露筆調，在小說的末尾，他竟讓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得到一個幡然醒悟的「光榮結局」，而作家通過斯塔夫羅金對巴枯寧所做的諷刺性描寫，也是一種敗筆，因為斯塔夫羅金在小說中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嚴肅性和重要性，到後來甚至引起了作者的深切同情和幾近尊敬的關注。在巴黎公社問題上，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它進行了批評和指責，但他並沒有和那些對公社持否定和誹謗態度的極右翼沆瀣一氣。

　　他所描寫的涅恰耶夫分子，在多數情況下往往具有生氣勃勃和討人喜愛的特點。同小說的基本戰鬥傾向形成明顯矛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之口表達了對青年一代的好感。在研究《群魔》的時候，既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解放運動所作的種種辛辣諷刺，同時也不能避而不談作家想通過「弑君者」卡拉科佐夫去理解革命一代的願望。

　　1872年12月，長篇小說《群魔》在《俄國導報》上刊載完畢，很快就引起了人們的批評和非議。雜誌創辦者和社會活動家們一致譴責他完全加入了「卡特科夫的大合唱」，譴責《死魚手記》的作者竟然轉而去寫新型的反虛無主義的小說。人們把它和當時轟動一時的反動長篇小說《結仇》聯繫起來，指責它過分近似於涅恰耶夫案件的審判紀錄。

　　不過，幾乎所有對《群魔》持否定態度的人，都把其中的幾個主人公同這部作品中其他眾多的人物區別開來，甚至認為這幾個主人公寫得相當出色。例如，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韋爾霍文斯基就博得人們一致的好評，被認為是一個「在藝術的真實性方面十分接近奧涅金·別爾托夫·奧布洛莫夫的栩栩如生的人物」

　　就連那位嚴厲譴責陀思妥耶夫斯基轉向的民粹派著名理論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也承認這部新小說中的許多人物是「成功的」，甚而是「非常出色的」。

　　米哈伊洛夫斯基認為作者選擇了那種對他來說是陌生的題材——19世紀的俄國革命運動，並把那些「荒唐可笑的思想」傳給自己的主人公，這就註定他要走向失敗。

　　由此就產生了他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形象如斯塔夫羅金、基裡洛夫、沙托夫的模糊不清，由此也就產生了整個作品主題思想的不可理解，群魔——似乎是指那些喪失了區分善與惡的能力的人。米哈伊洛夫斯基認為應當把毀滅性的諷刺鋒芒指向現實生活中那些真正兇惡的魔鬼——令人可怕的聚斂財富者，銀行家和股東，工廠主和交易所經紀人，各種類型的資本家，無論如何也不應當指向「心靈如水晶一般純潔而又堅硬」的富於積極主動精神的先進戰士。

　　在早期評論《群魔》的文章中，這幾乎是最好的一篇。

　　對青年的諷刺性描寫，希加廖夫的理論，基裡洛夫工程師的發瘋，沙托夫的狂躁——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社會的圖畫，是在強烈的照明裝置下進行的攻訐和諷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憂鬱詩神驅使著人們擺脫人的形象，冷酷無情地扯斷了人們希望的翅膀並強行把人的思想感情填充在個人痛苦的徒然的孤寂之中」。但是較之許多文質彬彬和眾所公認的作家們，評論家寧願推崇「這位生硬的、笨拙的、帶有偏見的，或多或少有罪但仍不失為天才的作家」，他的確配得上「莎士比亞的學生」這一稱號。當時有一位評論家寫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不僅應當使他和第一流的俄國藝術家並駕齊驅，而且應當把他歸入本世紀歐洲最偉大的天才之列。」這種評價在當時還是有所保留的。而列寧雖然對《群魔》採取否定態度，但他卻說在這部小說裡，切不可忘記小說中所反映的事件不僅與謝·涅恰耶夫有關，而且與米·巴枯寧的活動有關。

　　陀思妥耶斯基的這部作品，直到今天仍有爭議，我們為他寫出這種歪曲革命的作品感到遺憾，可仔細想來，這是和他思想發展歷程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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