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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第七章 可怕的1864年

  人們曾希望陀氏兄弟辦的第二個刊物《時代》能和第一個刊物《時報》一樣好,但他們的希望落空了。

  《時代》的創辦過程,也即它的消亡過程。它一開始就是一個死胎,縱使費奧多爾把他做編輯的全部看家本領拿出來,也無法使它和第一個一樣出色。原因是政府採取了虛偽的態度,它答應米哈伊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創辦一個需擬專文呈報批准的刊物,但許可證直到1月末才發下來,那時所有的征訂工作已經結束。

  不僅如此,政府還要求刊物堅持一種「無可指摘的方向」。對它實行了特別的監督。

  由於政府的壓力,也由於自身思想的局限,刊物一開始就採取了保守甚至反動的立場,這是它迅速垮臺的最主要的原因。雜誌發刊辭指出,編輯部打算堅定不移地按照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前一個刊物的精神來辦這一刊物,並將竭力根據俄羅斯民族的方向深入探討社會問題的地方自治問題,這是根基主義的繼續,不過已帶有右翼斯拉夫派的傾向。它強烈譴責對現存社會制度的揭露,否定社會批評,反對政治諷刺。應當擁護俄國自身的歷史,防止西方那種「冼刷一切的文明」的滲透。不應陷入抽象的議論和盲目崇信外國的東西(即社會主義學說)。這一切都加強了《時代》的保守主義傾向,使人們無法就現實生活中的重大現象提出鮮明的、新穎的、生氣勃勃的見解。它同著名的進步雜誌《現代人》展開公開論戰,雖然當時有一些著名作家如屠格涅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為其撰稿,但由於它堅持了一個錯誤的綱領,終於免不了「壽終正寢」的命運,只勉強維持了一年,出刊第十三期就再也支撐不下去,結束了它那短暫的生命。

  刊物的立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觀點是分不開的,1864年是他一生中可怕的一年,這不僅由於刊物的命運、家庭的變故等原因,還因為這一年是他世界觀徹底轉變的一年。他開始維護反動勢力,反對當代的進步運動。哪怕最偉大的作家,如若採取這種立場,也是註定要失敗的。這幾乎是他坎坷一生中最大的悲劇,作為藝術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保持著他的創作才華,但作為戰士和思想家,他卻被歷史的風暴吹到反動勢力那一邊去了。天才的小說家把他的時代摧跨了,他已不能沿著赫爾岑、海涅、雨果的自由道路勇敢前進了。沙皇制度牢牢抓住他不放,阻礙了他青年時代酷愛自由的幻想的繼續發展,迫使他屈服於自己的鋼鐵意志,使這一朝氣蓬勃的創造力量脫離了行將到來的嶄新世界的文學。

  這一切都是從他的新小說《地下室手記》開始。

  《時代》第一期刊登了該小說的開端部分,作家似乎決心一不做二不休,將他20年來鬱結心中的懷疑主義通通倒出來。

  《地下室手記》是他寫得最露骨的作品之一,從這以後,他再也沒有如此直言不諱地揭露心中的隱秘。

  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會主義,第一次公開宣揚以自我為中心的非道德的個人主義。他以鄙夷不屑和嘲諷的態度徹底否定了他同別林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接近年代所尊崇的一切。他似乎想把自己在服苦役期間所經受的磨難都歸咎於這兩位青年時代的精神領袖,並對他們加以侮辱、譴責和抨擊。作者年輕時曾熱烈嚮往和迷戀過的理想主義和社會主義,如今被視為這樣一種美好而崇高的東西,它們在40年的時間裡一直死死地擠壓著他的後腦勺,他以嘲諷的口吻把空想社會主義的首領稱為「人類的寵兒」,把他們的學說稱作「幸福的體系」,硬說那種學說是跟人心中不可遏制的放縱本能以及與生俱來的獨立性相對立。

  由於人類這種非理性的天性的存在,要想按照事先設想好的一套計劃來安排人類的生活,這是永遠不可能的。針對傅立葉主義的烏托邦理論,作家宣稱人的欲望應有無限的自由,人的破壞熱情和恣意妄為是合法的,一切個人主義的刁鑽行為、獨斷專行和具有破壞性的古怪念頭都是不可侵犯的。

  構思這篇小說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同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戰。革命民主主義者力圖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來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根基主義者則珍視人的內心修養,行為的道德規範和精神上的磨難,人的生活不能單靠理智來調整,此外還有感情,還有願望。

  地下室的人不會接受將給所有的人帶來益處的社會理論、體系和分類法,他們不會珍視這種功利主義,他們認為「自由的意願」即「最高的利益」,要比功利主義好得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長篇小說《怎麼辦》所作的尖銳而激烈的攻擊,說明他的世界觀發生了嚴重的危機,這一危機是他放棄40年代人道主義的結果。他現在竭力捍衛極端的個人主義,把個人意志同世界歷史對立起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們看來,空想社會主義及其關於建立普遍幸福的允諾,只不過是一種溫情脈脈的虛偽謊言,是脫離當前現實生活的,更確切地說,是脫離街道潮濕陰暗,到處是秋雪,充斥著放蕩少女的彼得堡現實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論戰,以地下室那位「愛發怪論者」

  同一位「妓女」的邂逅相遇而結束。涅克拉索夫曾向那些被遺棄的少女發出過光明正大的召喚:

  請大膽地、自由地走進我家,
  做一位名正言順的女主人。

  《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是一位離群索居,城府很深,尖酸刻薄的思想家,他憎恨一切有重大成就的「進步人士」,在他看來,那些進步人士之所以能顯身揚名,似乎是依仗一種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的科學原理,地下室的人認為這純屬謊言和欺騙。

  離群索居的生活導致了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稱為非主人公的人物疑慮不斷增加,心腸更加冷酷。

  「我什麼也不會得到我是不會變成一個善良的人的!」這個喪失了享受人間普遍幸福權利的人,終於認識到了自己不幸的原因。正因為如此,他同任何的英勇精神、人道主義、誠實正直、利他主義以及構成生活的堅實基礎的一切東西都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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