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13)

一三

　　§第六章　漫遊歐洲的賭徒和一場戀愛

　　如同在40年代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熱衷於參加小組和編輯部的活動。他開始出入于亞米柳科夫的星期二晚會。米柳科夫是《燈塔》雜誌的主編。這個小組中最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尼·尼·斯特拉霍夫，他是《時報》雜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在讀完斯特拉霍夫關於《罪與罰》的論文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對他說：「只有您一個人瞭解我。」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地把他稱作志同道合者和戰友。6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互相冷淡起來，一件無法考證的事情使他們關係徹底破裂。作家死後，斯特拉霍夫曾建議其遺孀委託他寫一篇傳記，他在那篇回憶錄形式的傳記裡確實作了鮮明深刻、熱情洋溢的記述，然而在1883年致托爾斯泰的一封信裡，他卻這樣描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兇惡、貪婪、放蕩，他整個一生都是在這種騷擾不安中度過的，這種騷擾不安使他變成了一個不幸者，倘若不是由於他富於同情又非常兇惡和聰明的話，甚至可能使他變成一個荒唐可笑的人物。」這封信在1913年才得以發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對此非常氣憤，嚴厲駁斥了這種看法。不過斯特拉霍夫為什麼發表如此迥然不同的看法已是很難知曉的了，也許他是從作品中的人物得出的結論吧。

　　1862年彼得堡一場大火燒毀了數千家店鋪和房屋，使不計其數的人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時報》為此準備了兩篇文章，人們紛紛傳說是著名文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其實文章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但作為編輯，無疑他是知道這件事的，因為文章批駁了對「大學生」和「虛無主義者」的造謠中傷：誣告他們是縱火犯，這種「叛逆立場」立即導致兩篇文章受查禁。雜誌負責人米哈伊爾·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召到偵緝委員會去做解釋，從此，《時報》雜誌的命運急轉直下，對它的暗中迫害也開始了。政府正是想利用這次火災加強反動勢力。許多進步雜誌如《現代人》等都被勒令停刊，各種組織被查封，車爾尼雪夫斯基等進步人士也被關進監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小就幻想周遊歐洲。童年時代安娜·拉德克裡芙的小說就激起他對意大利的朦朧嚮往。40年代，他幻想和果戈理一樣在羅馬隱居幾年，以便寫出一部大部頭的小說來，然而時乖命蹇，他去了西伯利亞。不過到1862年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夙願，用兩個半月的時間他匆匆遊覽了歐洲的許多城市。不是像別人那樣按照旅行指南去參觀名勝古跡，他只細心觀察人並閱讀大量報刊。歐洲使他大失所望。

　　1863年他在《時報》上發表了一篇《冬天記的夏天印象》，描寫了歐洲的一些陰暗面和令人感到可怕的現象。按照社會意義來說，這是他最進步的一部作品。因為對資產階級世界的批判和對資產階級弱肉強食的社會風氣的諷刺，充滿著真正反資本主義的熱情。

　　而且他在倫敦拜會了兩位不同凡響的人物：赫爾岑和巴枯寧，前者是卓越的作家和政治家，後者是一位無政府主義思想家，這對於他的文學生涯也具有重要意義，赫爾岑這樣描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很天真，頭腦也並不完全清晰，但他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他滿腔熱情地相信俄國人民。」

　　《時報》的悲劇命運終於成了一個明顯的事實了。

　　1863年5月末，沙皇政府突然勒令《時報》永遠停刊，指責它是一個反愛國主義的刊物，「玷污了民族感情」。原來災禍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1863年波蘭起義要求恢復波蘭國，但遭到俄國軍隊殘酷鎮壓。俄國國內只有俄國革命思想界公開支持起義者，赫爾岑毅然決然地站出來為波蘭辯護，《鐘聲》發出號召：「我們希望波蘭獨立，因為我們希望俄國自由。」

　　《時報》一直對這件事表示沉默，後來才委託斯特拉霍夫寫一篇政論文章，而在此以前，斯特拉霍夫從未就國際問題發表過評論，他本想以評論民族文化問題代替戰爭的具體事實，並用了一個模棱兩可的題目《一個不詳的問題》，他宣稱不應用武力去解決業已出現的問題，而應對兩個民族的文化創造進行比較，只有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勝利時，俄國才稱得上是勝利的一方。《莫斯科新聞》憤怒地指責《時報》雜誌對人們最關心的問題未採取正確的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寫了一篇長文答覆報紙的責難，竭力為刊物辯護，事情越鬧越大，驚動了沙皇，於是刊物遭到了停刊的命運。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雜誌辯護的同時指責斯特拉霍夫不應過分注意措詞反而導致人們從反面理解他的意思，赫爾岑卻讚揚《時報》「就波蘭問題說了幾句人道主義的話。」

　　這件事沒有再追究下去，1864年1月末，經最高當局認可，米哈伊爾獲准出版《時代》雜誌。人們預料《時報》所取得的成就能完全恢復，但這種期望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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