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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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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歷盡磨難話艱辛 1859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獲准退職,並有權居住在除首都以外的任何地方,有權按一般的規定發表作品。這之前他創作了兩部中篇小說:《舅舅的夢》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這是他試圖用喜劇體裁進行創作的嘗試,但事實證明,他可能更適合創作悲劇。 在特維爾作短暫停留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彼得堡進發。整整十年的憂患生活拋在後邊了,作為一個人,公民和藝術家,他獲得了新生。旅行者隨身帶著幾本鮮為人知的筆記,這些筆記很快便給他帶來了世界性榮譽,這就是《死屋手記》頭幾章的草稿。 彼得堡在動盪之中,全國都處在一片動盪之中。 因為農民改革正經歷著一場尖銳的危機。因為沙皇雖簽署了廢除農奴制的法令,但政府只打算讓農民獲得人身解放,並不允許他們佔有土地。「這是導致饑餓和無家可歸的解放」,赫爾岑的《鐘聲》憤怒地警告說。隨著「2月19日法令」的公佈,農民起義的浪潮遍及全俄,車爾尼雪夫斯基無疑一直站在運動的最前列,他對貴族推行的這次改革採取否定態度。整個俄國處在革命的情勢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這種氣氛中回到了彼得堡,而且一到彼得堡就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些情況,他回來時沒有悲觀失望,沒有頹唐來消沉他那旺盛的生命力使人感到驚奇。他很快就投入了緊張火熱的文學活動中,似乎想把西伯利亞虛擲的十年時光補回來。 還在1858年,費奧多爾的哥哥米哈伊爾就利用政府的自由主義傾向,獲准創辦了一個文學和政治性週刊《時報》,當時它的發行量很小,1860年春,這個小型刊物獲得了新生,發行量有所擴大,米哈伊爾負責正式的文學和政治述評編輯,費奧多爾成了該刊的主要撰稿人和實際編輯。 1860年9月,《時報》雜誌發表了一篇聲明——這是新的文學流派即根基主義的宣言書,同時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當時一些最迫切的問題的答覆。 根基主義綱領是以唯心史觀、對俄國現實生活的理想主義理解以及斯拉夫派關於俄國農民溫順謙恭、逆來順受的學說為依據的。這一切都是對涅克拉索夫主編的進步雜誌《現代人》的唯物主義和革命性綱領的明顯挑戰。在對平民知識分子文學的戰鬥思想進行攻訐並反對用革命方法對俄國實行改造的同時,根基主義都把當時已經形成的資產階級君主制視為管理國家的最進步的形式。他們認為,這便是知識界同農民、沙皇同人民大眾相結合的宗法制田園生活。在農民問題上,根基主義者採取溫和的立場。該雜誌堅持保守的原則,斷言俄國歷史上未曾發生過階級的對抗,有的只是農奴與地主之間的和睦一致。 這些思想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個世界觀的保守和倒退,在革命風起雲湧的時候,在任何人都看得出沙皇的解放農奴是一場騙局的時候,他居然宣揚階級調和論,居然嚮往宗法制的田園生活,這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年流放生活使他改變了許多,他已不復是那個空想社會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才華,他在思想探索方面的飽滿熱情,他那政治家的戰鬥氣質,都使《時報》雜誌在他編輯的兩年半時間裡發表了一系列優秀作品,它們是真正的文學。它甚至刊載過無產階級的小說譯文:伊麗莎白·蓋斯凱爾著的《瑪麗·巴頓:曼徹斯特工人的生活史》。然而雜誌最大的貢獻還在於編輯本人的兩部作品:《死屋手記》和《被欺淩與被侮辱的》,儘管雜誌採取了溫和主義的立場,但兩部作品無疑是屬解放運動的。 《死屋手記》從1855年左右開始撰寫,1860年《俄羅斯世界》報上發表了開頭部分。1860年—1862年在《時報》雜誌連載。 《死屋手記》描寫了苦工監獄令人戰粟的苦難生活。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因犯殺妻罪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出身貴族,極有學問,人們說他是瘋子。他在孤寂中死去,留下一本十年鐵窗生活的不連貫的筆記。其實這是作者四年苦役生活的真實寫照。監獄裡執刑官們一個個都是虐待狂,少校是一個可怕的人。 「監獄裡的人都憎恨他,像見了瘟疫似的怕他」,而舍列比雅特尼科夫中尉把棍子打人當成藝術享受,津津樂道地發明各種各樣刑罰。犯人在受罰前通常要懇求執刑官手下留情,中尉總是格外柔和地對他們說他會寬厚仁慈的,可是在執行時,中尉卻命令士兵使勁打那些求情的人,然後他在旁邊笑得前仰後合,直不起腰來。作者借此要說明人的天性能扭曲到什麼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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