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60)_學達書庫

六〇

　　第二十七章　驅逐出境

　　1.致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主席團的信

　　從10月份開始，托洛茨基的境況發生急劇變化。他同反對派戰友和朋友們的聯繫，甚至同在莫斯科親屬的通訊都被掐斷，信件和電報一件也收不到了。後來他通過特殊途徑瞭解到，原來莫斯科電報局扣壓了數百封給他的電報，其中有許多是慶祝十月革命的賀電。他周圍的包圍圈收得越來越緊了。

　　1928年期間，儘管遭受到殘酷的迫害，反對派的力量還是明顯地增長了，特別在一些大工業企業中更為突出。這就導致加倍的鎮壓行為，其中包括完全禁止與流放者（甚至流放者之間）的通信。他預料跟著還會有更進一步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

　　12月16日，一位克格勃特別代表從莫斯科來到阿拉木圖，以這個機關的名義向托洛茨基宣佈了一項最後通牒：立即停止領導反對派的鬥爭，否則將不得不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驅逐國外的事當時還沒提出，因此他的這些話，托洛茨基理解是採取國內範圍內的措施。托洛茨基給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主席團寫了一封信，作為對這項「最後通牒」的答覆。有必要將他的信的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今天，12月16日，克格勃委員會的全權代表沃林斯基以這個委員會的名義，向我口頭逐字地下達了下述最後通牒：

　　「最近時期以來，你的支持者在全國範圍內的行動，顯然已具有反革命性質；你在阿拉木圖的條件使你完全有可能領導這項工作，有鑑於此，克格勃委員會決定，要求你無條件地停止你的活動，否則，克格勃委員會將被迫改變你的生活條件，即改換你的住處，使你完全脫離政治生活。」

　　我向克格勃代表聲明，我只有從他那裡收到書面形式的最後通牒才能給予書面答覆。我拒絕口頭答覆。根據過去的經驗，我有理由相信，我的話將會再一次受到你們的惡毒歪曲，以欺騙蘇聯和全世界的勞動群眾。

　　然而，不論克格勃未來行動如何，在這件事中，它並不起獨立作用，只是機械地執行那與我早已熟悉的斯大林狹隘宗派集團的決議而已。我認為有必要提請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注意如下情況：

　　要求我停止政治活動，就意味著要求我放棄我32年來——亦即我整個自覺的一生為之奮鬥的爭取勞動人民利益的事業。把我的這些活動說成是「反革命活動」，這只有我在國際無產階級面前指責其為踐踏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基本原則的人，抹殺世界革命重大歷史意義的人，破壞十月革命傳統的人，以及不知不覺然而更加險惡地密謀熱月政變的人。

　　停止政治活動就意味著停止同黨內日益僵化的制度的鬥爭，這種制度反映了敵對階級對無產階級先鋒隊施加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停止活動就意味著同機會主義的經濟政策消極地和平共處，這種政策動搖和破壞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阻滯了它的物質和文化的增長，同時給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工農聯盟以沉重打擊。

　　威脅要改變我的生活條件，迫使我脫離政治活動，這聽起來，仿佛眼前我並沒有被流放到離莫斯科4000公里、離鐵路線250公里（大概離中國荒蕪的西部邊境也有這麼長的距離）的瘧疾、鼠疫和麻風肆虐橫行的地方，仿佛斯大林派（克格勃是其直屬機構）沒有絞盡腦汁使我脫離政治活動乃至所有其他活動。莫斯科的報紙送到這裡要10天到1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所有信件毫無例外地要先在克格勃和中央書記處的抽屜裡放上兩三個月。

　　我的兩位內戰時期以來最親密的戰友謝爾穆克斯同志和波茲南斯基同志自願隨我來到流放地，但一到這裡就被逮捕，同刑事犯監禁在地下室裡，接著便被流放到北方的邊遠地區。他們將我的一個患了絕症的女兒開除了黨籍和公職。她在莫斯科一家醫院裡給我寫的信，73天以後才寄到我手中，結果我的回信寄去時她已經不在人間。通知我另一個女兒（她也被你們開除了黨籍和公職）也患了重病的消息的信，一個月前才收到，它也在路上走了43天。而詢問我健康的電報常常都到不了目的地。此外還有數以千計的無可指責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也處在同樣、甚至更壞境地，而他們在十月革命前和國際無產階級事業中所創建的功勳遠比那些監禁或流放他們的人大得多。

　　我的最親密的戰友、曾在國內戰爭年代主持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處工作的格奧爾吉·瓦西裡耶維奇·布托夫也被逮捕，並被監禁在無法忍受的環境中。他們企圖使這個純樸、謙遜、無可非議的党的工作者承認對他蓄謀發動政變的明顯虛偽的指控。布托夫以長達50天的英勇的絕食鬥爭進行抗議，最後在今年9月在獄中犧牲。許多最優秀的工人布爾什維克也因為他們對十月革命傳統的忠誠而遭受暴力拷打和嚴刑折磨，使他們肉體和精神都受到嚴重摧殘。

　　用改變這些條件和進一步孤立我來對我進行卑劣的威脅，不外乎意味著斯大林集團要用監禁代替流放罷了。這個決定，如上所述，並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它本來在1924年就可以實行了，後來之所以一步步地慢慢實施，目的是使被壓制和被欺騙的黨逐漸地習慣於斯大林的做法，在這些做法中，粗魯和不忠實已經成為更惡毒的官僚主義的不法行為。

　　我們仿佛早預料到今天向我宣佈的最後通牒，因而早在向第6次代表大會遞交的《聲明》中就清清楚楚寫道：

　　「要求革命者作這種退卻（放棄革命活動，即不再為黨和世界革命服務），只有腐化透頂的官僚機構才有可能。只有可卑的叛徒才能作這種允諾。」

　　我不能背叛這些話。

　　各有各的事，各走各的路。你們打算繼續煽動敵視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我們則有自己的義務，並堅決為之奮鬥到底。

　　托洛茨基

　　1928年12月16日于阿拉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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