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25)_學達書庫

二五

　　第十二章　第二次流亡國外

　　1.維也納八月會議

　　1907年10月托洛茨基到了維也納，不久他的妻子也帶著孩子來到這裡。他們在城郊希特爾道夫住下，靜待新的革新高潮的到來。托洛茨基的工作集中在總結1905年革命經驗和為第二次革命在理論上鋪平道路。

　　來到國外不久，托洛茨基就在俄國僑民和大學生中做了兩次巡迴演說，題目分別是：《俄國革命的命運》（談當前的政治形勢）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論述社會革命的前景）。

　　1908年10月，托洛茨基開始在維也納出版一份面對廣大工人群眾的報紙《真理報》，通過加里西亞國境線或是通過黑海偷運到國內。報紙每月兩期，一共出了3年半，出版這份報紙花去他大量精力，同俄國秘密聯絡也用去他不少時間。此外，他還同黑海水兵的地下工會保持著密切聯繫，給他們的報紙以幫助。

　　當時與托洛茨基同辦《真理報》的合作者是後來成為蘇維埃著名外交家的越飛。越飛①才華橫溢，性格溫和，對事業無限忠誠。他為《真理報》貢獻了自己全部精力和錢財。托洛茨基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大學生斯科別列夫，他後來成為克倫斯基政權的勞工部長，1917年他們相見時彼此成了敵人。曾做過《真理報》秘書的維克多·科普，現在任蘇維埃駐瑞典大使。

　　①越飛（1883—1927）：十月革命參加者，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布列斯特和談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駐德國全權代表，1922—1924年駐中國全權代表，1924—1925年駐奧地利全權代表，1927年因身患重病自殺身亡。

　　1912年，當新的政治高潮已經確定無疑地呈現時，托洛茨基試圖召開一次俄國社會民主黨兩派代表的聯席會議。在布爾什維克黨中此時和解的要求也很強烈，因此托洛茨基曾希望這種情況能促使列寧參加代表會議。但是列寧堅決反對這種統一。後來的全部事態發展表明列寧是正確的。代表會議于1912年8月在維也納召開，布爾什維克沒有代表參加，托洛茨基發覺自己在形式上成了孟什維克和幾個脫離布爾什維克的互不聯繫的小組的「聯盟」的成員了。這個聯盟並沒有政治基礎。托洛茨基在所有的根本問題上都跟孟什維克有分歧。大會的第二天鬥爭就展開了。社會革命和民主改良，這兩種深刻對立的傾向，每日每時都在引起激烈的衝突。

　　《基輔思想報》建議托洛茨基以軍事記者身份去巴爾幹。此時8月會議已經證明失敗，對他來說，這個建議顯得十分及時。他感到自己必須脫離俄國流亡者的影響，哪怕短時間的脫離一下也好。托洛茨基在巴爾幹度過的幾個月正是戰爭進行的那幾個月，這段時間的經歷使他學習到了許多東西。

　　他已經提到，他們一家來到維也納後便立即在城郊找了一間小房子住下。他的妻子寫道：

　　我很喜歡希特爾道夫。這房子比我們想像的好得多。這裡的別墅通常在春天出租，而我們是在秋天和冬天租用它，所以房租要便宜一半。從窗口可以看見山巒和蒙上一層暗紅色的秋天的景物。出了扉門，繞過街道，就可以走到開闊的田野。4月，在我們因為房租要加倍而準備離開的時候，花園內外紫羅蘭盛開，香氣從敞開的窗口飄進，彌漫整個房間。謝廖沙就是在這裡出生的。我們不得不搬到更平民化的西維森去居住。

　　孩子們既會說俄語，又會說德語。他們在幼兒園和學校裡說德語，在家裡玩兒的時候也在說德語，可是一旦跟我或他們的爸爸談話的時候便立刻改口說俄語。要是我們跟他們說德語，他們反而會感到不好意思。後幾年他們又學會了維也納方言，而且說得相當地道。

　　廖維克上學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宗教課的問題。當時奧地利法律規定，孩子年滿14歲必須根據父親的信仰接受宗教教育。我們的證件裡沒填任何宗教，我最後只好給他選了個路德教，我覺得它加在孩子們身心上的負擔可能相對輕些。宗教課是放學以後留在學校裡上的，講課的是一位女教師。廖維克很喜歡這門課，這從他的小臉上可以看出來，只不過他覺得沒有必要說出來罷了。有一天晚上我聽見他躺在床上，嘴裡似乎在叨咕著什麼。

　　我問他，他回答說：「您知道，我在作禱告，這禱文很美，像詩一樣。」

　　從托洛茨基第一次流亡國外起，他的父親就經常出國來看他。起先他們來巴黎，後來是帶著跟他們一起住在鄉下的他的大女兒來維也納。1910年他們又來到柏林。在此之前，他們總算最終把托洛茨基的命運付之天意了。托洛茨基的母親生了一種嚴重的疾病——放線菌病。在她生命的最後10年裡，她一直遭受著疾病的折磨，但仍然操持著家務。她在柏林動了手術，切除了一個腎臟，當時她已年屆花甲。手術以後最初幾個月恢復得出奇的快，一度在醫務界傳為佳談。但是不久她的病又復發，不幾個月就奪去了她的生命。

　　她死在她度過勤勞一生並把孩子一個個撫養成人的揚諾夫卡。

　　托洛茨基第二次流亡國外期間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為俄國各民主報刊撰稿，其中在《基輔思想報》上的撰文數量最多。托洛茨基從《基輔思想報》所得到的稿酬能完全應付他們的簡樸生活。但是在托洛茨基為《真理報》工作的那段時間，總沒有時間去寫更多的有報酬的文章，這對家庭生活就產生了危機。他妻子時不時跑當鋪，而他也不得不把一些生活寬裕時買來的書賣給舊書商，有時還甚至把他們的有限財物拿去抵押房租。他們有兩個孩子，沒有保姆，這就雙倍地加重了他妻子的負擔，但她還常常抽出時間和精力來幫助托洛茨基從事革命工作。

　　1914年9月托洛茨基在一封寄往國內的信中寫道：

　　動員和宣戰看來已經徹底掃除了國內的民族和社會矛盾。但其實這只是一種歷史的延期，一種特殊的政治延期。支票上的延期是延長了，但遲早是要支付的。

　　這些話是在準備接受書刊檢查情況下寫的，實際上托洛茨基當然不僅僅是指的奧匈帝國，還有俄國，而且首先是俄國。

　　8月2日德國對俄國宣戰。在這之前，大批俄國人已經開始陸續離開維也納。8月3日上午，托洛茨基前往維恩柴勒去同那兒的幾位社會黨議員商量俄國僑民怎麼辦問題。老阿德勒建議托洛茨基立即同他一起直接去主管當局，也就是去見政治警察首腦蓋耶。在他們乘汽車前往警察局途中，托洛茨基提請阿德勒注意戰爭引起的那種節日般的歡樂情緒。老頭子立即回答道：

　　「興高采烈的都是可以不上前線的人。除此而外，此時上街的全是神經失常的人，都是一些瘋子，這是他們的好時光……戰爭為各種本能和一切形式的瘋狂開闢了廣闊的場所。」

　　阿德勒原先是一位精神病醫生，所以他常常以精神病學的觀點來看待政治事件——「尤其是奧地利的政治事件。」他總是以諷刺的口吻加上一句。

　　但是這時他絕不會想到，正是他的兒子弗裡德裡希·阿德勒①正在準備進行一次政治謀殺。

　　①弗裡德裡希·阿德勒於1916年10月21日擊斃奧匈帝國首相司徒爾格伯爵，被判死刑，後改監禁。1918年革命後被釋放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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