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10)_學達書庫

一〇

　　同學們不是閱讀，而是研究，從它的由教授們撰寫的軟弱無力的社論一直研究到科學小品。這家報紙辦得最出色的是國外報道專欄，特別是來自柏林的報道最吸引人。他正是從《俄國新聞》第一次獲得了西歐政治生活的圖畫，特別是多黨派議會的情況。當時學生們聽到倍倍爾以及尤金·裡希特演說後的激動心情，現在是難以想像的。時至今日他還記得達欣斯基對沖進議會大廳的警察所說的一句話：「我是3萬加里西亞工人和農民的代表，誰敢碰我！」

　　學生們把這位加里西亞革命者當成了心目中的英雄。天曉得，議會主義的戲臺那時把他們這些年輕人欺騙得多麼慘呀！當時，德國社會主義的成就，美國的總統大選，奧地利眾議院的大打出手，以及法國保皇派的陰謀等等，都比他們自己個人的命運更加使他們關注。

　　與此同時，廖瓦與家裡的關係日益惡化。有一次廖瓦的父親到尼古拉耶夫來賣谷，風聞廖瓦新近結交了一些朋友，意識到危險將要降臨，企圖運用父親的權力來防止它。他與自己的父親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他毫不妥協地捍衛了自己的獨立和選擇道路的權利。結果，他放棄了家庭的資助，離開了寄宿的人家，搬來跟施維戈夫斯基同住，後者此時已租賃了另一處花園，有一間更為寬敞的木屋。他們一共有6個人同住，過著「公社」式生活。夏天，還有一兩個生肺病的學生住到這裡來呼吸新鮮空氣。廖瓦開始私人兼課。他們像斯巴達人一樣生活①，身穿藍短衫，頭戴圓草帽，手拿黑木棍，睡覺不用床單，吃飯喝自己燒的大鍋湯。他們雜亂無章地讀書，激烈地爭論，熱情地憧憬未來，覺得生活得很幸福。

　　①公元前8—前4世紀斯巴達奴隸主貴族子女的教育體制規定7—20歲的青少年在寄宿學校進行軍事體育訓練，受艱苦生活的磨煉培養克服困難的堅韌精神，學習讀書、寫字和唱歌。

　　不久，為了在群眾中傳播有益書籍成立了一個組織。學生們籌集資金，購買了一些廉價出版物，可就是無法把書籍傳播開去。施維戈夫斯基的花園裡有一個雇用來的工人和一個小學徒，學生們首先對他們進行了教育爭取工作。但那個工人原來是個偽裝的憲兵，是特地打入學生們內部監視行動的，他的名字叫基裡爾·特霍爾熱夫斯基。他還把那個小學徒拉過去為憲兵隊服務。學徒從學生們這裡偷去一大包通俗讀物，送到憲兵隊裡去。出師不利，但學生們滿懷信心寄希望于未來。

　　2.茫然與期待

　　廖瓦寫了一篇跟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刊物辯論的文章，送到敖德薩的一家民粹派的雜誌。文章裡滿是警句、引文和攻擊，真正的內容沒有幾句。他郵寄了這篇文章，一星期後又跑去探聽結果。一個戴一副大眼鏡的編輯同情地望著站在面前的頭髮蓬亂、臉上沒有鬍子的作者。文章沒有問世，但並沒有誰因為這受到損失。

　　東撞西撞四處碰壁以後，大家決定辦一個互教互學的學校。學員一共有20人。廖瓦教社會學，這聽起來相當神氣。他全力以赴地備課，開頭兩課非常成功，可接著就感到資源已經枯竭。第二位教師講法國革命，一開始就砸了鍋，只好答應把講稿寫出來。他的諾言當然未能兌現。辦學校的事就這麼不了了之。

　　廖瓦跟這位教法國革命的教師，也就是索科洛夫斯基家最大的孩子，決定合寫一個劇本。為了不受干擾，學生們甚至臨時搬出公社，躲進一間誰也不知道的房子裡。劇本以兩代人的衝突為背景，反映各種社會思潮。雖然兩位劇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半信半疑，可是卻在劇本裡把一個民粹派描寫成殘缺不全的人物，而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則個個都勇敢、朝氣蓬勃和充滿希望。

　　這就是時代的力量。劇本的浪漫主義成分表現在被生活所摧殘的老一輩革命者愛上了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年輕姑娘，可是那姑娘卻以一篇關於民粹主義的失敗的激烈言辭把他給申斥了一通。

　　劇本沒有最後寫完，手稿由索科洛夫斯基帶到另一住處。後來，當他們都被關進敖德薩監獄時，索科洛夫斯基曾試圖通過親戚尋找過手稿，也許他當時認為流放是修改劇本的最好時光。可是劇本沒有找到，它消失得無影無蹤。很可能，保存它的主人在它那不幸的作者被捕以後，認為還是把它付之一炬的更好。廖瓦並不感到特別痛心，說實話，在他以後的坎坷生活中失去的許多手稿，其價值不知比它高多少倍呢！

　　1896年，廖瓦總算回鄉下去了一次，但僅僅是得到了一次暫時的和解。

　　父母希望他成為一名工程師，而廖瓦還在對他仍然有很大吸引力的純數學和越來越使這位年輕人傾心的「革命」舉棋不定。每次一接觸這一問題就會立即導致一場家庭危機。家人都愁容滿面，非常痛苦，廖瓦的姐姐偷偷掉淚，誰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時在鄉下做客的一位叔叔是位工程師，也是敖德薩一家工廠的老闆，勸廖瓦到他那兒去住一段時間。這不失為擺脫僵局的一條臨時出路。廖瓦在叔叔那裡住了幾個星期。他們常常爭論利潤和剩餘價值問題。他的叔叔擅長賺取利潤，卻不能解釋它。考數學系的事耽擱下來。廖瓦在敖德薩尋找著。尋找什麼？應當說，主要是尋找自我。廖瓦偶然結識了一些工人，弄到一些非法印刷品，又當了幾天家庭教師，為職業學校高年級學生舉辦了秘密講座，還繼續與馬克思主義者們進行了辯論，不打算繳械投降。秋末時廖瓦又乘船來到尼古拉耶夫，重新同施維戈夫斯基一起住在那個園子裡。

　　一切又都重新開始。他們討論最近幾期激進派雜誌和爭論達爾文主義，茫然地準備著，期待著。什麼是他們開始革命宣傳的直接推動力，很難說得清楚，只覺得它來自內心深處。在這個知識分子圈中誰也沒有進行過真正的革命工作。大家意識到飯後茶餘沒完沒了的清談與革命的組織工作有天淵之別。他們知道對工人的工作需要以秘密活動方式進行。當大家說出「秘密活動」這幾個字的時候，人人表情嚴肅，十分莊重，甚至非常神秘。他們毫不懷疑，他們最終一定會由清談轉向從事秘密活動的，至於何時和如何實行這樣的轉變，誰也說不準。為了替自己的遲遲不採取行動辯解，大家彼此常說：

　　應當準備準備。這種說法畢竟不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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