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托洛茨基 | 上頁 下頁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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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小的時候,父親很慈祥,非常和藹可親。母親倒常常發脾氣,有時孩子們並沒有什麼過錯,純粹是她累了,或是家務事不稱心罷了。那些年,有什麼事去求父親往往順當得多。但以後父親逐漸變得嚴厲了,其原因主要是生計變得艱難,莊園發展以後事務更加繁雜(特別是80年代農業危機時代),以及孩子們給他的煩惱和失望等等。 在漫長的冬季,草原飛雪席捲整個揚諾夫卡,積雪比窗子還高,這種日子母親便喜歡看些書。她坐在餐室的三角形暖炕上,把腳擱在面前的一張小凳子上;或是當冬日黃昏早早來臨時,靠在丈夫的安樂椅裡,迎著從結著冰的小窗透過的亮光,用一隻粗糙的手指指著一行行字,大聲地朗讀著從博布林涅茨圖書館借來的小說。有些詞句常常使她費解,遇到複雜的句子更是結結巴巴。有時一個孩子稍稍一指點,便能使她茅塞頓開。她讀書孜孜不倦,很有耐心。冬天這種時候只要空閒都能在客堂裡聽到她的琅琅讀書聲。 托洛茨基的父親到老了以後才學會拼讀單詞,為的是想能讀出托洛茨基寫的書的書名。1910年托洛斯基在柏林知道他父親是在怎麼孜孜不倦地努力瞭解自己的兒子寫的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書時,心情十分激動。 十月革命爆發時,托洛茨基的父親已是一個很富有的人了。他母親于1910年逝世,而父親一直活到蘇維埃政權建立。國內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南方政權不斷更迭,局勢十分險惡,這位75歲的老人不得不步行幾百公里到敖德薩去尋找一個臨時棲身之地。紅軍對他是威脅,因為他富有;白黨在追捕他,因為他是共產黨頭子之一托洛茨基的父親。蘇維埃軍隊肅清南方的白黨以後,他才得以在莫斯科安身。當然,十月革命剝奪了他積聚的一切。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在莫斯科附近管理一家國營小麵粉廠,當時的糧食人民委員丘魯帕很喜歡同他聊農業生產問題。這位老人于1922年春天死於傷寒,當時托洛茨基已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宣讀報告了。 第二章 「生活新紀元」 1.紅鬍子的車夫 童年的托洛茨基常常偷偷地跟挑木工人去田裡捉土撥鼠。幹這活兒要手腳麻利,動作準確,不能快也不能慢。把水灌進鼠洞以後就手執棍棒靜靜地等候那濕漉漉的小腦袋出現。老土撥鼠全用屁股堵住洞口,長時間地頑抗,只有第二桶水灌下去,它才會屈服,跳出來束手就擒。孩子們剝下死土撥鼠的四隻爪子,用繩子紮起來:消滅一隻土撥鼠,地方政府就付給1戈比。從前只要交尾巴,但一些滑頭的人能夠用一張鼠皮做出十來隻尾巴,所以就改成交爪子了。回家的時候孩子們總是渾身又髒又濕,所以家裡不許他們幹這些事,而寧願讓他們端坐在餐室的沙發上畫瞎子俄狄浦斯①和安捷戈涅②什麼的。 ①希臘神話中忒拜國王拉伊俄斯之子,因神曾預言他將殺父,出生後被其父棄于山野,但被一牧人救起。長大後俄狄浦斯無意中殺死了父親,成了忒拜國王,並娶了生母。當他知道他幼年時得到的神諭應驗後,弄瞎了雙眼。 ②希臘神話中瞎子俄狄浦斯的女兒,她違反權父克瑞翁的禁令,將自己兄長波林尼克的屍體埋葬,因而被囚禁在墓穴中,後自縊身死。 有一次孩子們跟母親乘雪橇從離他們最近的小城博布林涅茨回家。四周的秋雪亮得使人睜不開眼,顛顛簸簸的路程催人昏昏入睡。忽然,雪橇轉彎時翻了個個兒,廖瓦③頭朝地栽了下來,毯子和草墊把他壓在下面。他聽見母親驚恐地喊叫,可沒辦法回答她。還是車夫——一個身材高大、紅頭髮的年輕小夥子,他受雇在托洛茨基家不久——掀開毯子,才找到廖瓦。後來,大家重新安頓好,又上路了。小瑪莎開始抱怨說她冷得仿佛脊背上有一群螞蟻在爬。 ③托洛茨基的愛稱。 「螞蟻?」紅鬍子車夫回過頭來問道,露出一口結實的白牙。 小瑪莎瞅著他的嘴巴,說道:「是的,你知道,就像是有一群螞蟻。」 「沒什麼。」車夫笑道。「就要到了。」說著揚起鞭,催促那匹淺棕色的馬。 可是,第二天夜裡,正是這個車夫和這匹淺棕色馬不見了。莊園裡一陣騷亂。立刻組織了一支搜索隊,由小瑪莎的大哥率領。他套上馬,保證要狠狠地懲治這個強盜。 「你還是先逮住他。」廖瓦的父親抑鬱地道。 兩天以後,搜索隊回來,廖瓦的哥哥說霧太大,趕不上那盜馬賊。就是說,那個長得很帥的快活小夥子是個賊?他還有一口結實的白牙哩! 廖瓦發燒了,難受得輾轉不安,胳膊、腳和腦袋都不能動彈,好像腫得要頂到了牆壁和天花板似的。廖瓦無法擺脫這種折磨,因為它們是來自身體內部。廖瓦的喉嚨疼,渾身熱如火燒。廖瓦的父親和母親瞧了瞧,然後彼此驚恐地交換了下眼色,決定往喉嚨裡敷一些藥物。 「我怕孩子得的是白喉。」母親道。 「要是白喉,怕他早躺到長凳上去了。」伊凡·瓦西裡耶維奇說道。 廖瓦模模糊糊地猜想著,「躺在長凳上」就是死了,就像妹妹羅佐其卡死時那樣。但他相信,他們這不是在說他,所以小病人只是平靜地聽著。最後決定把孩子送往博布林涅茨。母親雖不算很虔誠,可是要她在安息日進城,她是無論如何不願意的,於是就讓伊凡·瓦西裡耶維奇送小病人進城。他們住在小塔吉揚娜家,她原來是他們家的使女,後來嫁到博布林涅茨來。塔吉揚娜沒有孩子,所以不怕傳染。沙圖諾夫斯基醫生看了看孩子的喉嚨,量了量體溫,只像通常那樣說了句「眼下還難講」就走了。塔吉揚娜給孩子一個啤酒瓶,那瓶子裡有個用小木棒和小木板搭成的教堂。兩條腿和胳膊不再礙事。孩子終於痊癒了。這事發生在什麼時候?那是在托洛茨基的「生活新紀元」開始不久。 事情是這樣的。老阿勃拉姆叔叔有時能一連幾個星期不跟孩子搭一句腔。可是,一次他忽然興沖沖地把廖瓦叫住,問道: 「你現在告訴我,今年是哪一年?不知道?1885年!說一遍!記住!過後我還要問你。」 孩子弄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是的,今年是1885年。」性格嫺靜的表姐奧麗加說道。「明年就是1886年。」 孩子不相信她的話。既然時間有一個自己的名稱,那麼這個「1885年」的名字就應當永遠存在下去,就是說,要存在很久、很久,就像門口那石門坎用的大青石一樣,像磨坊一樣,也像廖瓦自己一樣。奧麗加的妹妹別佳不知道該相信誰說的好。他們3人都為將要進入一個新時期而惴惴不安,仿佛人們突然給打開了一間昏暗房間的門,裡面什麼東西也沒有,只聽見亂哄哄的人聲。最後廖瓦還是屈服了,同意了奧麗加的意見。就這樣,1885年就作為第一個有號碼的年份進入廖瓦的記憶。這是廖瓦生活的無形和紛亂的史前時期的結束,廖瓦心中的一張年表就從這一年起存在了。這時廖瓦6歲。對俄羅斯來說,這一年是歉收、危機和首次發生工人大騷亂的一年。不過使廖瓦驚奇的仍然只是它的不可思議的名字,廖瓦曾經惶恐不安地力圖探求這時間與數字之間的隱秘關係。以後,一年一年你來我往不停交替,始而慢些,爾後越來越快,但1885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始終作為一個長者和始祖,淩駕于它們之上。1885年成了「廖瓦的新紀元」的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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