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39)_學達書庫

三九

　　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政治上的「溫和」、「中庸」已越來越不可能。如果說作家在60年代同他認為過激的革命朋友斷絕了關係，那麼現在，他開始同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決裂。

　　赫爾岑曾責備屠格涅夫，說他不該將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反革命分子——卡特科夫編輯的《俄羅斯導報》。屠格涅夫承認，他本人也為此感到不快，但因為雜誌本身還不壞，而且付給作者的稿酬是認真的。

　　到了70年代中期，卡特科夫的名字同俄國政府反動派最黑暗的勾當聯繫在一起，這就使屠格涅夫切實痛恨了起來。從此以後，他再也不在《俄羅斯導報》上發表作品了。

　　詩人費特是屠格涅夫多年的朋友。到了70年代，兩人的關係也破裂了。費特到處奔波，呈請將自己的姓氏改成憲欣——這是他繼父的俄羅斯貴族的姓氏，他指望姓氏的更改，能最終確認他貴族稱號的榮譽。

　　屠格涅夫為此向他寫道：「作為費特，您曾經有過名字，作為憲欣，您卻只有一個姓氏了。」1873年，根據費特建議，對《歐洲導報》雜誌採取了書刊檢查鎮壓手段，這件事使憎恨沙皇書刊檢查的屠格涅夫勃然大怒。

　　在同這些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決裂的同時，屠格涅夫同俄國先進的人們逐漸建立與加強了一些新的關係。他同革命民主派在俄羅斯文學中最偉大的代表人物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建立了友好關係，屠格涅夫認為他使自己想起了別林斯基。

　　同時，屠格涅夫與俄國革命僑民的關係日益密切。

　　他經常給民粹派分子拉夫羅夫寄錢，資助他在國外出版《前進》雜誌。他在巴黎結交了蓋爾曼·洛巴青，這是一位革命民粹主義者，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譯者，曾勇敢地試圖組織營救車爾尼雪夫斯基逃出流放地。

　　1875年2月17日，屠格涅夫在巴黎組織了一次《文藝之晨》音樂朗誦會。維亞爾多也參加了演出。屠格涅夫朗誦了自己的短篇小說《車輪在響》和烏斯賓斯基的特寫《代表們》。這次募集的資金為窮苦學生在巴黎創辦了一座俄羅斯讀書室，又稱「屠格涅夫圖書館」，或簡稱「屠格涅夫館」。該讀書室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屠格涅夫在70年代結交的俄國革命僑民是民粹主義者。他們相信農民村社負有特殊的歷史使命，認為農民村社孕育著社會主義胚胎。因此他們主張「到民間去」，到農民中去宣傳社會主義思想，號召農民起來同專制主義和地主作鬥爭。屠格涅夫不同意這些觀點，他當然不會相信知識分子「到民間去」，就會走到社會主義。可是另一方面屠格涅夫看到了民粹派青年熾熱和自我犧牲精神，以及他們決心為正義而勇敢鬥爭的精神。他雖然不相信他們的事業能夠勝利，但他欽佩他們真誠的革命精神和偉大的英雄主義精神。

　　他熱愛他們。

　　為了紀念這些革命的民粹派，屠格涅夫創作了一部長篇《處女地》。這部小說他在國外構思了很久，然後在斯巴斯科耶用了差不多一個春天，使整部小說脫稿，1877年初發表於《歐洲導報》雜誌。屠格涅夫為此書曾寫信給薩爾蒂科夫一謝德林說：「我要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注入這本書裡。誰知道，我或許命中註定還能點燃起人們胸中的烈火。」這是作者最後一部小說。

　　小說反映了70年代民粹派「到民間去」的活動。

　　書中寫民粹派青年涅日達諾夫到自由主義貴族西比雅京家任家庭教師。他不顧保守派貴族卡朗米亞采夫和自由主義者西比雅京的破壞，多次與民粹派一起到民間去宣傳革命。他贏得了西比雅京的外甥女瑪利安娜的愛慕，兩人為了共同的事業逃出了這個貴族之家，寄居到廠主沙羅明的工廠裡。但是涅日達諾夫的事業並不順利，滿腔的革命熱情不被農民所理解，反而常常受到他們的嘲弄，終於由懷疑、動搖走向絕望而自殺。小說以民粹主義者的悲劇收場，體現了作者的思想傾向。他堅持反農奴制的一貫立場，諷刺保守派貴族，同情民粹派，也否定民粹派的革命鬥爭。

　　反動的評論界極端仇視《處女地》。許多民粹主義者則讚揚了它。民意党人在屠格涅夫去世後發表的傳單中宣傳：「滲透在《處女地》中的和在許多地方掩飾著的那種微妙的譏諷，使我們深感痛心，卻沒有影響我們對屠格涅夫的熱愛。因為我們知道，這種譏諷是發自熱愛和關懷青年的那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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