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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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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1863年,《鐘聲》刊登了赫爾岑寫的一系列書信體文章,總標題為《終結與開端》。 為了保密,沒有對書信的收件人稱名道姓。這位收件人就是屠格涅夫。赫爾岑在第一封信裡就明確地說,分道揚鑣已成定局,屠格涅夫只是個同路人,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各奔前程了。他對屠格涅夫寫道:「好吧,上帝保佑,我們要分手了,作為友好的同路人,在友愛與和睦中分別吧。」 1863年2月,沙皇政府根據「關於與倫敦的宣傳者有牽連的被告人」案件(該案件被稱為「第三十二號訴訟案」),對屠格涅夫進行起訴。當時,屠格涅夫已在國外。年底他就已經聽到傳聞,說在最近的將來,他將被傳到彼得堡,向樞密院提交供詞。 政府採取的行動使屠格涅夫焦躁不安。他把哥哥叫到巴黎,以便同他商量,如果莊園不久有被沒收的危險的話,那就先把它賣掉。 屠格涅夫寫信給安年科夫說:「我不能設想,他們究竟指控我些什麼。我實在不能認為,他們是因為我同那些流亡的、我們在政治信仰上早就分手了的青年時代的朋友們有來往而遷怒於我,我算個什麼政治人物呢?我,是個作家,一個獨立的、但卻是有良心的和溫和的作家,如此而已。」 屠格涅夫在巴黎接到了經由俄羅斯公使發來的正式傳票。他沒有接受這種傳訊,只是請求將「傳訊理由」寄到巴黎,並聽從公使的勸告,向沙皇呈了一份保證書,保證自己的信仰屬「溫和派」,「雖然獨立不羈,但卻誠摯善良」。 傳訊理由寄給了屠格涅夫,主要原因是關於他同赫爾岑、奧加遼夫和巴枯寧的關係問題。1863秋,跟著來了第二次傳訊,但是屠格涅夫再一次回避了它。 1864年1月,他還是不得不回去作證。但樞密院委員會已不再認為屠格涅夫是「危險分子」,無論是「詔節」,還是簽名具結,都只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 他在給波麗娜·維亞爾多的信中說:「我的六位審判官都樂意同我東拉西扯談一陣子」根據樞密院裁決,就這一案件對作家免予起訴。 赫爾岑起初本以為屠格涅夫會幫助揭發「第三十二號訴訟案」的可恥實質。當他知道屠格涅夫向亞歷山大二世呈遞了保證書以後,猛烈地指責了他的這一做法。1864年1月,《鐘聲》上登出了一篇關於屠格涅夫向沙皇悔過的措辭惡毒的簡訊。其中寫到:「一個白頭發的馬格達林,給皇帝寫了一封信,說她睡不著覺,吃不下飯,坐臥不寧,連白髮和牙齒都掉了,她因為皇上還不知道她悔過而難受,所以『斷絕了同青年時代的朋友們的一切聯繫』。」 屠格涅夫同俄國民主主義者的友誼就這樣中斷了。 「父親和指揮官」、親愛的朋友和導師——別林斯基早已入土;屠格涅夫同別林斯基事業的繼承人——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現代人》的中心人物在60年代初就已決裂,走上不同的道路;現在又與赫爾岑以及流亡倫敦的其他俄國民主主義者斷絕了關係。 1964年1月,屠格涅夫參加了在斯摩棱斯克墓地舉行的德魯日寧葬禮,涅克拉索夫、費特、岡察洛夫、安年科夫、鮑特金和其他很多文學家都聚集在那裡。屠格涅夫請安年科夫告訴岡察洛夫他想跟他握手。岡察洛夫感得很高興,這次會見結束了他們之間的不和睦關係。 就在那年春天,屠格涅夫從巴黎寫給岡察洛夫的第一封信裡說,他高興的是「由於共同的經歷、志向和其他一些原因」而恢復了同他的友好關係。屠格涅夫還寫道:「我們也有些像最後的莫希幹人了呢。」 「莫希幹人」是北美因歐洲人的殖民政策而衰亡的一種印第安民族。「最後的莫希幹人」比喻某種衰亡人物的最後殘存者。在長篇《羅亭》中,列茲涅夫對羅亭講過這樣的話:「我們留下的人已經不多了,兄弟;咱們都是最後的莫希幹人!往昔,當我們前面正是來日方長的年代時,我們可以各奔前程,互為寇仇,但現在,當我們周圍的人群已經煙消雲散、日見稀少時我們必須緊緊地互相扶持。」這幾句話道出了屠格涅夫如今的心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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