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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紙牌國》和《賤民之女》不久在舞臺上演出。到1933年年底,泰戈爾又有兩部小說和一部散文劇問世。

  中篇小說《兩姐妹》以加爾各答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為背景,刻畫了兩姐妹與同一個男子之間的微妙感情。小說的心理描寫十分細緻,作品開篇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話:

  女人有兩種,一種是母親式的,一種是情人式的——我聽到過幾個有學問的人這樣說。如果可以用季節來作比,那麼,母親便是雨季。她贈給我們清水和鮮果,調節酷熱,又從天上灑下雨水,驅走乾旱。她使人富足。情人式的女人卻像春天。

  她非常神秘,充滿了甜蜜的魅力。她從來不肯安分,她在血液裡掀起浪濤,又竄進心靈的寶庫,去撥動它裡面的金七弦琴上的寂寞無聲的絲弦,使肉體和心靈都彈奏出無字的音樂。

  姐姐沙密拉婚後對丈夫薩山加處處關懷備至,通情達理的她使丈夫把家業越辦越紅火,可是母親般愛護自己丈夫的她卻沒得到丈夫多少關心,病倒之後,她便請妹妹前來協助家務。妹妹烏密瑪拉則有著火一樣熱烈的情感。與姐姐的個性迥然不同,她雖不擅長做家務,卻以自己快樂的天性、「假日」的情緒,使薩山加為她迷戀傾倒,甚至放棄了日常的事務。

  姐姐病好了,薩山加的事業也瀕臨破產。面對複雜的感情糾葛,三個人的心理都十分複雜。是對婚姻愛情忠誠還是對自由愛情忠誠?姐姐建議姐妹兩人嫁給薩山加,共同輔佐家業。可是妹妹烏密瑪拉卻決定離開姐姐和姐夫,一個人到英國去,並寫信懺悔,請求姐姐的寬恕。

  長篇小說《花園》也寫了兩個女人和一個男子的故事。男主人公是一個園丁,10餘年來,他與妻子共享蒔花愛花的樂趣,過著幸福的生活,不幸的是妻子突然得了病,她建議請來丈夫年輕的表妹做幫手。然而一段日子過後,當臥病在床的妻子看到丈夫與他溫柔的表妹一同幹活的時候,她開始猜疑、嫉妒了。病痛使她的性情變得乖張,她逼著丈夫打發走了年輕的姑娘,自己也因妒忌和悔恨不久即死去。

  散文劇《邦肖利》刻畫的是加爾各答上流社會虛偽、爾虞我詐的生活圖景,那裡紳士們裝腔作勢,知識分子則賣弄才華。整部散文劇中充滿了詼諧機智的對話。這部劇作最終因種種原因,未能上演。

  1934年1月,印度北部發生了強烈地震,比哈爾邦一些城鎮遭受重大損失。聖雄甘地在一個公開聲明中認為這一災難是神明對不合理的賤民制度的報應。雖然詩人泰戈爾贊同甘地的政治主張,但對他利用大自然災難的手段來印證革命表示了不滿和驚訝。

  此時,由於經濟拮据,國際大學迅速的發展受到影響,使得泰戈爾深感必須另謀出路,以籌措資金。他成立了演出戲團,排練自己的劇作和歌舞,到全國巡迴演出。在當時,舞蹈還被視為低賤的職業,泰戈爾的這一舉動可謂是十分勇敢的。募款固然是一個目的,但是詩人還希望人們擺脫對印度古老藝術的種種偏見。

  1934年5月和6月,巡迴劇團來到了美麗的島嶼——錫蘭。在那裡逗留期間,泰戈爾寫了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四個故事》。

  《四個故事》的主題又回到了政治信念與道德價值這一衝突上來了。故事背景是孟加拉的民族革命運動。激進派的領袖忠於事業卻殘酷無情,一個聰明而嚮往正義的姑娘加入了這一組織,並讓自己的男友也一起參加,男青年出於愛她發誓加入了這個派別並準備參加他們的恐怖活動。然而,很快他就覺得鬥爭的方式與領袖們倡導的自由和愛國毫不相干,他覺得愚昧的英勇只會使人的本性更加殘忍。最後,這對戀人的理想受挫,雙雙慘死。小說注重刻畫人物內心活動,語言優美動人。但由於作者否定了愛國者們的作為,於是招致了一場巨大的爭論,一些進步人士為此嚴厲地譴責了詩人。

  1935年,泰戈爾創作了兩部新詩集,一部是散文詩集《最後的演奏》,另一部是《路程》。

  在散文詩集《最後的演奏》裡,對愛的回憶,又在年邁的泰戈爾胸中不時升起,回顧已走過的生命旅程,他只看到榮華和自尊的廢墟。卷首詩是獻給一位女子的:

  我忽略了對你的價值的頌贊,
  因為我盲目地肯定了我的財產。
  白日黑夜不斷地把你的貢獻送到我的腳邊。
  我從眼角裡望著它們被送到我的倉庫裡。
  4月的忍冬花在你的獻禮上添上芳馨,
  秋夜的滿月的清光也向它們映射。
  你常把你波浪般的黑髮,倒瀉在我的膝上,

  你眼淚盈眶地說:
  我對你的獻禮,我的王,是可憐的微薄;
  我無法再多給你,因為我沒有可給的了。
  日日夜夜的過去了
  今天你卻不再在這裡。
  至終我來打開了我的倉庫,
  拿起那串你親手給我戴在頸上的
  珠寶的鏈環。

  我從前那漠不關心的驕傲
  吻了塵土裡你的遺留的足跡。
  今天我真正贏得了你
  因為我以我的憂傷償抵了
  你的愛情的價值。

  《最後的演奏》中還收錄了他在生日裡寫的一些詩。生日的來臨與匆匆逝去,被泰戈爾比作在時間的長河將其淹沒之前能夠享受到幾分鐘陽光照射的島嶼。詩人還將自己的一個個生日形容為一條不停地朝向偉大的未知走去的長長隊列,宛如江河最終歸入大海。

  詩集《路程》多為愛情詩,詩人曾這樣寫道:「愛在那裡,又不在那裡。因此,也沒有愛的重荷。人沒有愛情也要生活。愛情的價值也就在那裡。」

  當時年邁的詩人因為不能隨意旅行,於是便常改變住所,他在住宅房前修了一間茅屋,每天眺望著前來幫他蓋房的山達爾族女人勞碌的身影,於是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這個山達爾女人在木棉樹下的沙徑上忙忙地走上走下;一塊粗糙的灰色的紗麗緊緊地纏裹住她的黑而結實的苗條的身軀;紗麗的紅邊和妙煙花的火紅魔咒一樣在風中飄揚。

  ……

  幾隻漆鐲圍在她模塑得絕美的臂腕上,一筐的散沙頂在她頭上,她在木棉樹下飛掠過紅沙的小徑。

  ……

  我坐在涼臺上看著這年輕的女人一小時一小時地不斷地勞作。當我覺得這女人的服務是神聖的註定為她所愛的人們的,而它的莊嚴被市價汙損了,竟被我借著幾個銅錢的幫忙把它掠奪了,我的心感到深深的羞愧。

  1935年底,在桑地尼克坦演出了泰戈爾的戲劇《秋節》,在加爾各答則上演了泰戈爾根據《暗室之王》改編的劇本《看不見的寶物》,酷愛演戲的詩人泰戈爾也親自參加了這兩部劇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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