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30)_學達書庫

三〇

　　1919年泰戈爾創作了孟加拉文的《小品文》，這是他這一時期的重要收穫。作品均以散文體裁寫就，然而因為出自詩人之手，便充盈了優美的詩意。不過文章的風格也不盡相同：有些是描繪式的，有的則側重敘事；有些表達了哲理，有的則偏於諷刺，其間更有回憶性的美文。

　　小品《鸚鵡的故事》別具一格，它借鳥喻人，揭露了呆板教育制度對學生的傷害：生性喜歡唱歌和遊戲的鸚鵡，被大臣們關進鳥籠，不給水和米，只給它從書中撕下的成堆的紙片。可憐的鳥兒最終鬱鬱而死，肚子裡盛滿了糜爛的紙片。這篇諷刺的小品文實在寫得精彩，它栩栩如生地傳達出作者尊重兒童天性的心聲。另一篇《馬兒的災難》亦是意蘊深長：陷入自私泥淖的人類想讓所有的生物都為自己的私利服務，神明警告人類釋放馬兒，威脅說不然就要賦予馬兒以老虎般的牙齒和爪子。

　　人則依靠雄辯說服了梵天，而且聲明是為著那些馬兒自身的利益，人類才不得已發明了棍子。這則故事實際上也是通過對馬兒考驗的描述，揭示出對人的考驗。除此之外，《老人的幽靈》則諷刺那些騎在現代的肩膀上，卻一味迷戀往昔，並對於民族文明的變化生出無可名狀的恐懼的人們。

　　1920年5月15日，泰戈爾與兒子和兒媳一同乘船前往英國。抵達英國之後，他受到新老朋友的歡迎。這次他所遇到的老朋友中有肖伯納，兩人相見十分高興。他還為結交了新的友人感到興奮。雖然在英國泰戈爾並沒有遭遇到公開的敵意。但是顯而易見，以前對他所懷有的熱情已經淡漠。的確，隨著時間的流逝，已有無數變故發生：他對戰爭的譴責，他曾寫的反對英國統治印度的短評，最重要的是他對「爵士」稱號的放棄，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這種意味深長的冷淡。而英國某些知識分子以為歐洲文明比印度的更崇高，反對褒揚這位東方詩人，亦是造成這不愉快的陰影的原因之一。

　　離開英國以後，泰戈爾來到了法國。巴黎開放的社會環境使他的心情輕鬆而又愉快。在巴黎舉行了歡迎他的集會，在那兒他結識了一些哲學家、詩人和著名學者，他們之中不少人後來曾作為和平之鄉國際大學的第一批客座教授來到桑地尼克坦。同時，泰戈爾還獲悉，在戰爭期間，法國的一些知名人士在法文版的《吉檀迦利》中尋求到了安慰和希望。

　　法國之行結束後，泰戈爾對荷蘭和比利時進行了短期訪問，在那裡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返回倫敦後，他決定前往美國，因為他感到美國需要東方的信息。

　　在美國，泰戈爾受到的接待與反響可謂錯綜複雜：既有熱情的讚揚，許多聽眾蜂擁而至，前來傾聽這位東方著名作家的演說《詩人的宗教》，因為過分擁擠，幾百人不得不失望而歸；也有激烈的反宣傳，有些報紙指責他的反英親德。因此，泰戈爾在美國逗留了幾個月之後，再次返回了倫敦。在美國之行中，最有意義的是他會見了埃爾赫斯特和他未來的妻子。這兩位朋友所具備的農業專業知識和他們真誠慷慨的經濟援助，幫助泰戈爾在1922年開創了什利尼克坦的農村建設工作。

　　在倫敦停留了約3個星期之後，泰戈爾第一次領略了空中飛行的感受，他乘飛機去巴黎，與渴望已久的羅曼·羅蘭會晤，並應約到新建的法蘭西大學發表了題為《森林通信》的演講。隨後他前往瑞士的日內瓦，作了有關教育問題的演講。當他在盧塞思美麗的自然風光中休憩之時，他無比欣喜地接到了由德國著名作家與學者自發組成的委員會發來的慶賀他60歲壽誕的禮物——這個委員會決定向桑地尼克坦的國際大學圖書館贈送一大批德國經典著作。受到鼓舞的泰戈爾，專程訪問德國的漢堡和丹麥的哥本哈根，作了演講。隨後他應瑞典科學院的邀請，來到斯德哥爾摩，在那裡作了演講，還觀看了他自己的作品《郵局》的演出，並受到了瑞典國王的接見。離開瑞典抵達德國之後，他又在柏林大學作了演講。在德國的首都慕尼黑，泰戈爾會見了著名作家托馬斯·曼和其他許多文學界、學術界的人士。戰爭之後的德國正面臨著物資匱乏，泰戈爾將演講所得資金，贈與了慕尼黑饑餓的孩子們。他在德國的最後一站是中部城市達姆斯塔斯，在那兒逗留的一周時間裡，每天都有許多人前來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他都一一回答，人民對他熱誠樸素的感情深深地觸動了他的心。歐洲之行的最後兩個城市是維也納和布拉格，在那裡他也作了演說。十四個月的旅行結束了，他的行跡遍佈美國及歐洲各地。

　　之後，泰戈爾於1921年7月回到了他眷戀著的故鄉——印度。

　　第二十一章　詩聖與聖雄

　　當泰戈爾回到印度以後，他發覺印度全國正處於不合作運動之中。

　　甘地是不合作運動的倡導人，這一運動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印度的自治。

　　不合作運動包含的內容包括印度人不應在英國駐印政府中任職，不應接受英國授予的榮譽官職與官爵，不應在英國人開設的學校中讀書。而且假如英國駐印政府不讓步，印度人民還要拒絕納稅。此外，還號召人們抵制英貨。

　　當不合作運動的浪潮洶湧全國之際，印度各個大城市的工人相繼舉行罷工，一些邦的農民運動也開始高漲。全印度充溢著不滿的情緒。目睹不合作運動的景況，泰戈爾的心情十分矛盾。他贊成聖雄甘地主張以非暴力的形式使印度獲得自治，但是面對運動中帶來的苦難，他的內心非常憂慮。當他看到在焚毀外國衣服布匹的火堆旁那情緒激昂的人群，他感到這番舉止過於衝動；當他目睹學生們離開官辦學校，丟棄了學業而成為政治鬥爭中的工具時，他分外痛苦；與此同時，他也不能接受放棄先進的機器，卻崇拜手工紡紗的論調。

　　由於深感不合作運動中某些方面存在著偏差，泰戈爾在加爾各答發表了題為《文化之匯合》的公開演講。他讚揚了西方人在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認為那種精神不是出於蠻力，而是源自勇敢、堅忍和客觀面對現實的能力。他認為，印度與西方應當在知識文化以及精神上合作。他的講演招來了眾多反對的聲音，當時孟加拉的著名小說家薩拉特·昌德拉·查特吉為了回答泰戈爾的講演，撰寫了《文化之對立》一文。泰戈爾還在加爾各答所作的另一次名為《真理的呼聲》的演講中，不無憂慮地指出群眾的盲從將導致自由名義下的靈魂的真正不自由。為此，甘地專門著文反駁，認為詩人的憂慮完全沒有必要。

　　不久，甘地親自來到加爾各答，在泰戈爾家中同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這兩位偉人的觀點存在著分歧，但見解不同並未動搖他們之間真誠的友誼。在兩人單獨會談之時，支持甘地的群眾聚集在泰戈爾的住宅外面，狂熱的人們從附近商店弄來的一捆捆外國布匹，然後置於露天的院子裡焚燒，以表示對泰戈爾的不滿。因此，當甘地強調整個不合作運動是建立在非暴力的原則之上時，泰戈爾反問道：「甘地先生，你的非暴力追隨者正在幹什麼？他們從商店裡抱來布匹，放在我家的庭院裡焚燒，就像狂熱的教徒一樣，在火堆的四周狂呼亂舞，難道這就是非暴力麼？」

　　泰戈爾一向尊敬甘地的個人品質，於是他放棄了與甘地及其追隨者進行無意義的不必要的爭論，採取了沉默的方式。他從加爾各答退居到桑地尼克坦這個自己喜愛的孤寂之方，退居並不是因為憎恨，而是為了避免無休止的爭執。回到和平之鄉的他在孤獨的時候，似乎看到了一個微笑，聽到一個聲音在說：「你的位置是在世界的岸邊遊戲著的孩子們的天地裡，在那兒，我和你在一起。」

　　於是，他繼續拿起筆來，創作出一系列優美的兒童詩，並於第二年以《小濕婆天》為題出版。其中的詩歌對兒童內心的引人入勝的探索和優美、活潑的抒情格調，不由使人回想起他20年前所創作的《新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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