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36)

三六

　　8年以後，聶赫留道夫以地方法院陪審員的身份參加了幾個刑事案件的處理，沒想到第一個案子的被告竟是8年前被他誘姦後拋棄了的瑪斯洛娃。瑪斯洛娃的不幸遭遇震動了他的靈魂，他意識到自己正是釀成瑪斯洛娃悲劇的第一個罪人，開始，他只是希望審判儘快結束，以便擺脫這種負罪感的壓迫，他害怕被瑪斯洛娃認出來，弄得當眾出醜。可是，當他目睹了法庭審判的全過程，看到無罪的瑪斯洛娃被冷酷而又不負責任的法官們草草判處了4年苦役，特別是看到瑪斯洛娃墮落後染上的種種惡習以後，他才進一步認識到自己罪孽的深重。

　　回到家裡，聶赫留道夫進行了「靈魂的掃除」，他感到不僅自己誘姦瑪斯洛娃的行徑是下流可恥的，就是自己的貴公子生活也是可恥的。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他產生了要擺脫生活中的那種虛偽和卑劣行為的強烈願望，不做侮辱和欺淩他人的參與者，決定拋棄自己過去的一切，過一種全新的生活。為了向瑪斯洛娃贖罪，他為她的案子奔走上訴，並提出同她結婚。

　　上訴失敗以後，他放棄了貴族特權，把土地分給了農民，隨同瑪斯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亞流放地去。

　　聶赫留道夫的變化是以日益脫離上流貴族社會的觀點及它的生活方式為標誌的，正義感的產生使得他能夠看到他從前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同時，暴露出來的現實生活的真實面目加強了他的批判態度，使他越來越不贊成現存的社會制度。在為瑪斯洛娃的案子上下奔走和一起去流放地的過程中，他廣泛地接觸了沙皇專制制度下的俄國社會，接觸到了社會上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人物，耳聞目睹了貴族統治階級的荒淫暴虐，國家機關的腐敗殘忍，大小官吏的巧取豪奪，廣大人民的貧困潦倒，以及地主土地佔有制的不合理。

　　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使聶赫留道夫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從意識到自己對瑪斯洛娃犯了罪進而意識到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對人民犯了罪，從看到自己生活的醜惡進而看清了整個貴族了階級的腐敗，從而由一個墮落的貴族轉變成為一個懺悔者、一個貴族階級罪惡的揭發者。他認識到，沙皇俄國的法律只不過是用來維護貴族統治的一種工具，各級官吏無非是一些兇殘的劊子手和只知道從國庫撈錢的蠹蟲，政府各部門，各委員會和各司局都在進行著「吃人」的勾當，農民貧困的原因是地主奪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官辦教會打著基督的旗號所做的一切，恰好是對基督的莫大諷刺。

　　聶赫留道夫苦苦地思索著怎樣消滅這些可怕的罪惡，但始終沒有結果。小說的結尾，瑪斯洛娃被他的真誠贖罪所感動，又重新愛上了他，但為了不妨礙他的生活，拒絕了同他結婚，這時候，他忽然從《福音書》中領悟到了消除社會罪惡的方法，就是「永遠寬恕一切人，要寬恕無數次」，人與人之間要「相憐相愛」，「在上帝面前永遠承認自己有罪」，這樣，「不但所有那些暴力會自動消滅，而且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幸福，人間的天堂，也可以實現」。

　　實踐本應使聶赫留道夫得出革命的結論，而作家卻把他變成了宣揚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惡的傳聲筒。托爾斯泰在半個多世紀的文學生涯中創造了一系列貴族探索者的形象，這些形象都具有一定的自傳性質，反映了作家一生中不同的探索過程。《復活》中聶赫留道夫是托爾斯泰筆下一系列貴族探索者形象的最後一個，是他一生探索的藝術總結，深刻地反映了他由貴族立場轉變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後世界觀的矛盾。一方面，他通過這一形象，深刻地批判了沙皇專制制度，對當時的政治、宗教、司法、土地等制度作出一否定的結論；另一方面，又通過這一形象宣場了「不以暴力抗惡」、「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托爾斯泰主義的錯誤思想。

　　托爾斯泰是卓越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他特別擅長細緻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靈深處的複雜變化，通過他那嚴謹的筆觸、精細入微的分析袒露在讀者面前。在進行心理分析的時候，托爾斯泰以前的作家有的熱衷於刻畫人物性格，有的善於描寫社會關係與生活衝突對性格的影響，有的作家樂於說明感情與行動的聯繫，有的作家則精于剖析各種激情，在托爾斯泰的心理藝術中可以找到所有這些方面的描寫，但他卻純熟地融合了前人的經驗，表現出獨闢蹊徑、別開生面的特色。

　　早在作家剛剛邁入文學界的時候，俄國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指出：「托爾斯泰伯爵最感興趣的是心理過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規律。用特定的術語來說，就是心靈的辯證法。」托爾斯泰的「心靈辯證法」，就是對人物內心生活的深刻揭示，對心靈中「善」與「惡」的衝突的揭示，由此來完善藝術形象，推動人物的思想發展，達到完美的藝術境界。他在《藝術論》中說：「藝術的主要目的就在於表現和揭示人的靈魂的真實，揭露用平凡的語言所不能說出的人心的秘密。」縱觀他的創作無一不體現著這一原則，晚年的代表作《復活》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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