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30)

三〇

　　他在1889年12月17的日記中還寫道：

　　「不應該為自己一個人去生活。這是毀滅。只有在你為別人而生活或培養自己能夠做到為別人而生活的時候，那才是生活。」

　　當他得知有幾個農民因砍伐他莊園裡的樹木而被判處監禁時，他感到十分痛心，他不能入睡，也無法工作下去。他就這件事同妻子進行一次十分吃力的談話。事後，他想向政府提出一份聲明，表明他不承認私有制，放棄自己對私有財產的權利，讓家庭成員也按照他的辦法處理財產。

　　托爾斯泰一生都在為人民探索幸福，他確信，幸福應該是建立在這個地面上的，而不是象教堂執事們所教誨的那樣，存在于天堂。他殷切地希望消除貧困、窮苦、饑餓、牢獄、刑罰、戰爭、殘殺和民族間的歧視。他對各族人民都抱著同樣的尊重態度，人與人平等對他來說是不容置疑的。

　　1891年和1892年，俄國中部幾省發生特大饑荒，托爾斯泰聽了目擊者講述饑荒情況後，在家鄉呆不下去了。就帶著女兒瑪莎一起到梁贊省別基切夫卡村開設了賑災救濟點。他賑災的活動範圍很廣，工作很多，為救濟點購買糧食，給窮人分配乾草和燒柴等等。他的妻子也極力幫助他，收集捐贈物資，購買食物發往救濟點。兒子謝爾蓋也在圖拉省契爾諾縣從事救災工作。許多大學生和進步人士在托爾斯泰的影響下，也紛紛參加了賑災活動，一時出現了救災熱潮。

　　賑災工作完全吸引住了托爾斯泰。他在寫給姑母亞·托爾斯塔婭的信中說，在別基切夫卡度過的一個月，「將是最幸福的時刻。」

　　托爾斯泰看到災情嚴重，非常著急，就上書沙皇政府，請求政府迅速周濟。但政府不予理睬，反而極力掩蓋災情，不許報刊提「災荒」二字。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說：「俄國沒有災荒，只有某些地方歉收。」

　　托爾斯泰對此很不滿意，秉筆直書《論饑荒》一文揭露他們的罪行：「人民的饑餓是由我們飽食終日的寄生生活造成的。人民生活條件太差，苛捐雜稅，土地荒蕪不堪。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被迫從事一切可怕的勞動，而勞動的果實卻全被城市或鄉村中的富人吞食了，這樣勞動人民怎能不饑餓。」

　　政府禁止各報刊登載這篇文章，後來它在國外發表，仍然引起了當局的恐慌。內務大臣認為這是一篇煽動性的革命號召書。反動的《莫斯科通報》立即引用文章中的部分詞句加以指責：「托爾斯泰的文章公開宣傳要推翻現在世界上一切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宣傳一種最偏激最放肆的社會主義，連俄國的秘密宣傳在它面前也不禁黯然失色。」那些接近宮廷的上層貴族則要求政府把托爾斯泰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送進瘋人院去。

　　沙皇政府十分害怕托爾斯泰，派秘密警察住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附近監視他的行動。一個反動報紙《新時代》的編輯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有兩個沙皇，一個是尼古拉二世，另一個是列夫·托爾斯泰。他們兩個哪一個更強大些呢？尼古拉二世拿托爾斯泰一點辦法也沒有，絲毫不能動搖他的寶座，而托爾斯泰卻毫無疑問地在動搖尼古拉的寶座和他的專制制度。」

　　托爾斯泰是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反對專制暴力，也反對革命暴力，但他晚年批判的矛頭主要是指向政府的專制暴力，指向官方教會。為了取代現存的教會和虛偽的基督教學說，他提出「真正的基督教學說」。

　　雖然大多數人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托爾斯泰的宗教觀點，但是，作家真誠和激烈地反抗統治者的勇氣鼓舞了他們，使他們更加仇恨那現存制度。

　　教堂的執事們早就打算征得沙皇政府的同意，強行封住托爾斯泰的嘴巴，甚至制訂出把他流放到索洛維茨修道院去的計劃。然而，由於作家的的聲望太高，他們不敢留然採取行動。當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問世後，反動分子、黑暗勢力的憤怒達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東正教至聖宗教院給托爾斯泰加上「異教徒」、「叛教分子」等罪名，於1901年2月把他開除了教籍。

　　一幫反動分子等待著托爾斯泰公開承認自己的迷誤，但是他們打錯了算盤。作家在給至聖宗教院的覆信中又一次指出了教會的可恥。1910年9月7日，他在逝世前不久，在給印度甘地的信中指出：「暴力的運用與人生最高的法則愛是不相容的」，不少基督徒既承認「暴力的運用」，又承認「愛的法則」，這是虛偽的，與真正的基督教義相矛盾的，可是如果有人揭露這種矛盾卻要受到政府的迫害。「尤其是你們的不列顛和我們俄羅斯政府，由於一種保守的思想，他們處罰一切揭露這種矛盾的人比對國內其他的敵人處罰得更厲害。」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