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26)

二六

　　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命名保留了托爾斯泰最初對小說構思的痕跡。但是托爾斯泰在後來的創作中擴大了構思，在第五稿中展開了列文這個「比任何人都更俄羅斯化」的人物描寫，從而使小說大大超出了一般家庭與道德問題描寫的模式，成為一部廣泛反映19世紀70年代俄國社會生活的史詩般的巨著。列文是一個擁有3000畝土地、有著濃厚的宗法制色彩的莊園貴族地主，雖然已經32歲了，卻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社會地位，也沒有擔任什麼官職。

　　他與農村美好的大自然風光和鄉村恬靜而充滿活力的生活有著一種心靈的契合。土地、農事、打獵這一切寄託著他生活的全部情趣。他愛農村的大自然，也愛在那裡勞動和憩息的人們。「他對於農民抱著尊敬和近乎血緣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說，那種感情多半是他吸那農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進去的」。

　　以至於「他把自己看成農民的一分子，沒有看出自己有什麼與眾不同的特別的長處和缺點，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們對照起來看」。從這方面看，列文是地主階級中的一隻白烏鴉。

　　列文的這種情趣決定了他具有不同于一般貴族、特別是不同於城市上流社會的生活理想。他「從心底裡鄙視都市的生活方式」，認為莫斯科是荒淫無恥的巴比倫。他說過，他寧願做野蠻人也不願在享樂腐化中消磨光陰。他跟著哥哥謝爾蓋參加卡升省的議會選舉，對各黨派勾心鬥角、爭權奪利非常反感。他在彼得堡看到政府借援助保加利亞民族獨立做幌子，煽動人們參加志願軍去屠殺土耳其人，感到非常痛心。

　　列文用情專一，潔身自好，迥異于貴族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輕浮放蕩的奧布浪斯基對他提起自己家庭糾紛時說：「假定你結了婚，你愛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個女子迷住」列文打斷他的話說：「對不起，我完全不能瞭解怎麼可以這樣正像我不能瞭解我怎麼可以用過餐以後馬上又到麵包店裡去偷麵包卷。」列文對吉蒂的愛情十分專一，夫婦真誠相愛，感情融洽。

　　列文是一個同情農民的地主，農民稱呼他為「樸實的老爺」。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給農村帶來了混亂，「農業的整個生產水平降低了，土地荒蕪了，到處生長了土艾」。農民貧困的現狀，列文不能熟視無睹，更不能對他和農民在經濟收入上的懸殊現象心安理得。他從心裡承認這是不公平的現象，而且意識到收入的不公平是造成農民貧困，農村凋敝、農民和地主嚴重對立的原因。怎麼辦呢？列文不會選擇西方的道路，他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鐵路、銀行這些資本主義新興事業在他看來毫無用場，不過是投機家們牟取不義之財的手段，而且「這一切都損害農業」。他赴歐洲考察一個月，其意在「搜集確鑿的證據，證明那裡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他也不希望恢復農奴制，用皮鞭去維護農奴主的利益。他調查于鄉間，求索於書籍，終日冥思苦想，力圖找出既能保住貴族地主利益，又能改變農民貧困狀況的兩全之策。於是他把自己的莊園作為一個實驗場，通過自己的農事改革尋找一條解決農村問題的途徑。

　　列文主張在保留土地佔有制的前提下，地主和農民「同樣以股東資格參加農業經營」，「把收成對半分」。他把這種作法稱為「不流血的革命」。依他看來，利益的一致會調和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地主可以在不消耗土地的情況下獲得以前收入的兩三倍，農民的收入也會增加，借此可以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他幻想著「不流血的革命」

　　能夠給俄國開創無限美好的前景：「先從我們這一縣的小範圍開始，然後是一省、是俄國，是全世界。」

　　但是實踐證明他的計劃行不通，農民並不信任他，用這樣的計劃並不能使農民的處境得到改善，「農民絕對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要想儘量榨取他們以外還會有別的什麼」，況且廣大地主根本也不願意實行這種不流血的革命。列文想依靠地主和農民的「合作」

　　來抵禦資本主義的幻想，被無情的現實化作了泡影。

　　列文改革農事的嘗試失敗了，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的「改革」是違反歷史發展規律的，他以莊園貴族的利益為出發點，在以不損害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調和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這種努力只能是毫無價值的。宗法制農村經濟制度必然會被資本主義的巨輪碾得粉碎，列文的改革失敗預示了貴族階級不可挽回的厄運。

　　列文農事改革的失敗使他感到悲觀失望，進而轉到對人生之謎的探索之中。他考慮得最多的生與死的意義。小說有整整一章描寫他哥哥尼古拉之死，這一章有全書的唯一標題——死。他因哥哥的死而感到死的恐懼和生的悲哀，開始了對生與死的探索。他終日被這些問題所折磨：「我到底是什麼？我在哪裡呢？我為什麼在這裡呢？」他無從解答這些問題，心裡充斥著萬事皆空的悲哀。面對著曾經使他心馳神往的勞動場面，他想到自己以及那些在他面前拼命勞動的農民最終都擺脫不了被人埋葬的結果，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悲觀失望之中。恐懼地感到死神逼近，於是因怕上吊而藏起繩索，因怕自殺而藏起槍支。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