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17)

一七

　　1861年4月8日，托爾斯泰離開布魯塞爾，途經德國返回祖國。5月初，回到了亞斯納亞·波利納，滿腔熱情地著手于農民子弟學校的工作。

　　托爾斯泰不滿意西歐的教育，想興辦適合俄國國情的教育。他在《進步與教育的定義》論文中認為：「老百姓的數目比社會上有文化的人多，應當設想大部分真理是在老百姓一邊有文化的人沒有老百姓就無法存在。」提倡教育應該為人民，尤其是為農民服務。

　　托爾斯泰興辦教育的目標不僅在於人民中間推行識字教育，而且主要是向群眾傳播他們所必需的生產、生活知識。他想，教師只有親自傾聽群眾的呼聲，考慮孩子們的興趣，相信他們的創造力，學校才能順利實現所面臨的任務。

　　托爾斯泰從莫斯科聘請了一批思想進步、有相當文化教養的大學生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學校任教。

　　接著，他創辦了教育研究刊物《亞斯納亞·波利亞納》。

　　他和教師們經常在上面發表文章，闡述國民學校的教學法和教育學問題。他在文章中寫道：教育應當從學生實際出發，隨時注意學生的心理狀態，針對他們的實際情況，採用適應他們需要的教學方法。而不能只是從教師的主觀願望出發，採用一成不變的教學模式。

　　他認為教師應該愛護學生，關心學生，積極誘導，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自己主動學習，用「自由教育」的原則，把學生培養成為「自由的人」。

　　托爾斯泰認為農村教育應當適合農民的需要，生產勞動是培養學生所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農民子弟學校裡，教育與培養孩子們的勞動習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孩子們在學校裡獲得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知識：丈量土地，飼養牲畜和家禽，掌握基本的農藝知識和農業經營常識。回到家裡，則跟父母一起參加田間地頭的生產勞動。托爾斯泰還把一俄畝土地分給學生，學生們又把它分成許多小塊，每人耕作一塊，種上蔬菜，收穫歸他們自己所有。

　　托爾斯泰先後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村為農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

　　托爾斯泰的學校與其他的學校不同。孩子們到學校裡來，像在自己家中一樣，無拘無束，沒有體罰制度。教師們一心一意地向孩子們傳授知識，主要是他們生活中有用的各種知識。

　　農民們改變了對學校的看法，學校的聲譽遍及了圖拉省，而且還傳到了莫斯拉、彼得堡，甚至國外。

　　托爾斯泰創辦的這些不同尋常的學校，聲望日益增長，招致了政府的不滿。1863年夏天，托爾斯泰由於勞累過度，帶著兩個學生到薩馬拉草原作馬乳酒治療。憲兵于夜間突然闖進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進行搜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農奴制改革的時候，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尖銳，政府任命托爾斯泰作當地的「仲裁人」，調解他們的糾紛。托爾斯泰在處理糾紛時，總是同情和支持農民，引起了地主的憎恨和政府的懷疑。其次是托爾斯泰在國外旅行時同赫爾岑有過接觸。加上托爾斯泰聘請了被莫斯科大學開除的思想進步的大學生索科洛夫當教師，更加引起政府的懷疑。

　　於是圖拉省憲兵司令部派密探希波夫監視托爾斯泰和他的學校。希波夫報告說他的莊園裡藏有印刷機和禁書。憲兵司令杜爾諾夫上校便帶著憲兵闖進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

　　憲兵們用了2天的時間仔細搜查印刷機和禁書，屋子裡全翻遍了，桌子、櫃櫥、箱子、皮包、盒子都被打開，連馬棚裡也用鐵棍搗掘，池塘裡也用魚網打撈，學校也受到搜查。結果除在一位教師那裡找到一本赫爾岑作品摘錄手抄本外，其它什麼禁書也沒有搜到。

　　事實上莊園裡禁書確實是有的，托爾斯泰寫字臺上的公文包裡就有好幾本赫爾岑在國外出版的《鐘聲》、《北斗星》雜誌。幸好憲兵進來時，女僕杜尼婭什卡把這只提包藏到樹林的排水溝中，才沒有被發現。托爾斯泰得知家中被搜查，非常氣憤。他在給彼得堡的亞·托爾斯塔婭（作家遠房姑母，任皇后侍從女官）的信中說：「卑鄙的上校翻閱了我的全部信件和日記因為當時我不在場，否則我會殺死他！」托爾斯泰還寫信給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要求懲辦那些進行非法搜查而使他蒙受恥辱的犯罪者，但是沒有結果。

　　憲兵的搜查事件對學校的命運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托爾斯泰在給亞·托爾斯塔婭姑母的信中說：「學校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什麼，自從開辦起，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他晚年在日記中寫道：「我一生中最幸福的階段，就是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為大眾服務的階段。」

　　作家的這些話首先是指自己的辦學活動。但這次憲兵的搜查破壞了他的聲譽，使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內心十分痛苦。他的學校教育工作也就這樣意想不到地、突然中斷了。這段時間他思想上所受的震盪以及因同農民的頻繁接觸而接受他們對事物的一些看法，成為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契機和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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