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11)

一一

　　§第五章　在彼得堡

　　1855年11月，托爾斯泰到達彼得堡。這時候，他既是作戰有功的軍官，又是一個優秀的年輕作家，因此，當他來到彼得堡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涅克拉索夫在給鮑特金的信中說：「列托來了一個多麼親切的人，又是多麼聰明的人！

　　他是一位親切可愛、精力充沛、高尚的青年，是一隻鷹也許是一隻鷲。他不漂亮，但是臉上卻流露著愉快的、精力旺盛的表情，同時，性格溫和，心地善良，他的目光充滿了仁愛，我非常喜歡他。」

　　彼得堡文學界的精英經常在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家裡聚會。在這裡，托爾斯泰結識了詩人丘特切夫、邁科夫、波隆斯基，作家岡察洛夫、皮謝姆斯基，劇作家亞·奧斯特洛夫斯基，文學批評家安年科夫、鮑特金。

　　《現代人》雜誌編輯部的熱情支持使托爾斯泰精神振奮，他像旋風一般馳騁於彼得堡文學界。有時談笑風生，興致勃勃；有時顯得膽怯靦腆；有時涉及要害問題，突然變得慷慨激昂，雄辯滔滔，置公認的準則於不顧，使得文雅的彼得堡人士為之驚慌失色。然而，他們都懂得，托爾斯泰想走一條獨立自主的路，不走已被人們踏平的路。

　　當時，《現代人》雜誌編輯部正在對文學和文學的發展方向進行熱烈的討論，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使人流出眼淚來。托爾斯泰也參加了討論，他不同意屠格涅夫和德魯日寧對莎士比亞及荷馬的盲目崇拜，非常倔強地堅持自己對這些作家和文學的看法。他覺得，彼得堡的文學家們以充當人民的導師自詡，其實，作家的任務與其說應當教育人民，不如說應當熱愛和幫助人民。由於托爾斯泰的耿直和倔強，屠格涅夫稱他為「野蠻人」或「暴躁的野蠻人」。

　　托爾斯泰之所以暴露出這種性格，不是偶然的，說明他當時還是一個貴族老爺，身上還有根深蒂固的貴族老爺的思想意識。認為自己是高貴的貴族，是威嚴的軍官，對待別的作家常常流露出一種高傲的、蔑視的神態。所以人們說他不像是參加到文藝界來，而像是來看守這些人，甚至可以說像準備把他們押送到監獄中去的樣子。

　　托爾斯泰在彼得堡文學界的晚會上，同時看到了許多口是心非、矯揉造作和對權威頂禮膜拜的現象，聽到許多冠冕堂皇的高談闊論，不久，「聰明」的談吐和空泛的議論使他厭倦了。他越來越感到孤獨、心情鬱悶。

　　不安於現狀、不斷探索的托爾斯泰對自己在彼得堡文學界所處的被動地位很不滿意，他更加感到自己知識上的貧乏，正如他在日記中所寫的，他想「學習，學習，再學習」。他的身上萌發出一股連他自己也不甚了然的新的激情，他覺得自己需要獲得更多的知識，獲得更新的感受。他開始考慮到國外去作一次旅行，但又擔心不被批准，因為他在克裡木前線編寫過被查禁的士兵歌曲，正受著政府的監視。

　　1856年3月，亞歷山大二世向莫斯科的貴族發表演說時說，農奴解放總有一天要實行，「與其從下而上，不如從上而下」，決定要改革農奴制度。沙皇的演說為廢除農奴制定下了基調，貴族中的優秀分子開始採取措施解放自己領地上的農奴。

　　托爾斯泰早就有了解放農奴的意願，還是1855年8月在克裡木的時候，當時他正在構思《一個俄國地主的故事》，他在日記裡寫道，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應當是當代一個受過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奴隸制並存」。皇帝的演說又重新使他思考這個問題。他在日記裡寫道：「我要帶一個制訂好的草案到農村去。」

　　然而事實證明，解放農奴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6月初，托爾斯泰回到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當天他就召集農民們開會，宣佈解放農民的計劃，向農民們提出把徭役制改為代役租。為了減輕農民繳納地租的負擔，托爾斯泰把地租的數目規定為相當於鄰近農民向其他地主繳納地租的！1/2，他還一再向農民們說明這種措施的好處。可是農民們對他的這些措施無動於衷，不相信他，他們甚至懷疑老爺在欺騙他們，即使採取了某些讓步，也是為了更多地榨取他們的血汗，正像亙古以來老爺們總是剝削他們一樣。

　　這樣，托爾斯泰第二次接近農民的計劃，又就此告吹。

　　這次解放農民的失敗，使托爾斯泰很自然地想起40年代自己在莊園裡改善農民生活狀態的嘗試，認識到農民和地主階級的對立是不可能調和的。於是他就採用這個題材寫了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

　　這篇小說把早已構思並在高加索就已經動筆了的《一個俄國地主的故事》的個別章節也溶合進來了。小說的主人公涅赫留朵夫大學還沒有畢業，因為關心農民的疾苦，就回到自己的莊園裡作解放農奴的嘗試，結果沒有成功。小說的主題思想歸結為：即使地主有各種善良的願望，但是在農奴制度仍然存在的條件下，想改善農民的狀況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聶赫留朵夫在去農民的木屋看到他們的貧困狀況時，為自己過去對農民樂善好施的行動感到失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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