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12)

一二

　　作家在這篇小說中提出了改革農奴制這個重大問題，並且以清醒的現實主義揭示了地主和農民之間無法彌補的鴻溝，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和階級矛盾，文學上的價值超過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

　　作品發表後，獲得了文藝界的好評。屠格涅夫寫信給德魯日寧說：「這篇小說在思想方面的主要印象在於：只要存在著農奴制，雙方就不可能接近和瞭解。」

　　偉大的文藝理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以敏銳的目光察覺到了托爾斯泰作品的藝術風格，認為他的創作具有道德上的純潔性和心理描寫的深刻性兩大特點，他說：「托爾斯泰伯爵以卓越的技巧不但再現了農民日常生活的表面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他善於設身處地地體會農民的心靈，他筆下的莊稼漢非常符合他們的本性。在莊稼漢的話語中沒有浮誇，沒有高調，農民的觀念在托爾斯泰伯爵筆下表達得非常真實和突出，就像我們士兵的性格一樣。」

　　車爾尼雪夫斯基特別欣賞作品中的心理描寫，認為托爾斯泰掌握了人物的「心理過程及其形態的規律」，善於描寫人物的「內心獨白」，表現了人物「心靈的辯證發展」，能夠「鑽到農民的心靈活中去」。

　　車爾尼雪夫斯基預言一個嶄新的、巨大的、卓越的天才的出現，這個天才就是托爾斯泰。

　　1856年的秋天，托爾斯泰正在創作中篇小說《青年》，如同當時其他作家一樣，他也在反復地思考文學和文學的使命問題。他一度與純藝術論者德魯日甯、安年科夫和鮑特金結為近交，稱讚他們是「最寶貴的三人同盟」，在文藝思想上受到他們純藝術論的影響。

　　但是，當時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流派已經確立，別林斯基的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在文藝界逐步佔據統治地位。托爾斯泰以極大的興趣閱讀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當他讀完別林斯基論普希金的文章後，深有感慨地說：「論普希金的那篇文章真是奇才！我現在才瞭解普希金。」在別林斯基文藝思想的影響下，托爾斯泰的文學觀發生了變化。他說：「這期間，我非常幸福，我為精神上的飛躍而得到極大的快樂。」「純藝術」論的捍衛者們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已經再也不能滿足托爾斯泰的要求。他不能把文學看作脫離人民利益的空洞遊戲，不能在作品中對人民的生活、疾苦與歡樂無動於衷。他希望文學真實地描寫現實生活，很好地為廣大人民服務。

　　從此以後，托爾斯泰在現實主義文藝思想的哺育下，在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前輩的鼓勵和支持下，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邁開了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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