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33)_學達書庫

三三

　　第十五稿才是我們現在讀到的《戰爭與和平》的開頭。

　　關於一再改寫的原因，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的一個序言草稿裡講得很清楚。開始時，他認為寫十二月黨人只寫他們1856年從流放地回來不行，因為他們是1825年12月起義反對沙皇專制統治的，所以應當從1825年寫起。這樣，他就把1856年那個開頭撂下，回頭去寫1825年。在寫作過程中，為了理解十二月黨人，只寫1825年起義也不行，必須從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時代開始寫。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時代正趕上1812年反對拿破崙的戰爭，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接受了新思想，認識到農奴制度和沙皇專制統治的腐朽沒落，才開始建立秘密組織，並在1825年發動了推翻沙皇專制的十二月起義。要寫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時代，便必須寫1812年戰爭。於是托爾斯泰便又把已開始寫的部分撂下，再回頭去寫1812年。而1812年戰爭是以俄國勝利告終的。在這之前，俄國1805年同法國作戰中曾遭受過失敗，托爾斯泰在寫作過程中覺得只寫1812年的勝利，不寫1805年的失敗，問心有愧。而且他還認為，「如果我們勝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實際上是在於俄羅斯人民和軍隊的性格，那麼，這種性格在我們遭受挫折和失敗時就應當表現得更為鮮明。」這樣，他就決定從1805年寫起。這時他的想法已經同開始寫作時大不相同了。他說：「這時我決意已不只讓一個，而是讓我的許許多多男女人物經歷1805、1807、1812、1825、1856年歷史事件。」

　　從開頭的15種草稿來看，一再改寫的原因，除了托爾斯泰在上邊講的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托爾斯泰開宗明義就想使讀者對故事開始時的時代背景——俄國社會情況和軍政形勢有個瞭解，同時向讀者介紹參加未來歷史事件的重要人物。除了第七稿外，都是選定上流社會人士集會作為開頭，因為這種集會可以使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物圍繞當時一些迫切政治問題表明各自的態度，從而揭示主要人物的觀點、立場，同時使讀者對故事開始時的國內形勢有所瞭解。然而在集會的時間和地點的選擇上作者也是煞費苦心的。集會時間，開始選擇過1811年，後來又選擇過1808年，最後選定的是1805年。集會地點，有的草稿是在童山，沃爾孔斯基（後改為包爾康斯基）公爵的莊園裡，有的草稿是在彼得堡葉卡特琳娜時代的一個大官僚家裡，有的草稿是在莫斯科普羅斯托伊（這個姓氏後來改為普洛霍伊，又改為托爾斯泰，最後才定為羅斯托夫）伯爵家裡，有的草稿是在彼得堡年輕的公爵安德烈·沃爾孔斯基家裡，最後選定1805年7月在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皇后的女官的客廳裡。

　　我們從1864年11月17日托爾斯泰給費特的信裡可以看出他頭腦活動的緊張程度：「我被迫在一塊土地上播種，眼下正在為深耕作準備，您想像不出這項準備工作有多麼艱難。我要寫的這部書篇幅浩繁，人物眾多，要把書中人物可能遇到的事情加以通盤考慮，反復斟酌，把可能發生的成百萬個排列組合周密考慮，從中選出百萬分之一，真是困難極了。我就是在忙著這件事。」

　　1864年11月，小說還在潤色修改的時候，托爾斯泰就給《俄羅斯導報》出版者卡特科夫去信，表示希望小說能在《俄羅斯導報》上發表。

　　後來小說的第一部果然以《1805年》為題發表在《俄羅斯導報》1865年第一、二期上。

　　第一部寫完之後，對小說的內容和結構仍在不停地探索著。1865年3月19日，托爾斯泰在日記裡這麼記載著：「入迷地閱讀拿破崙和亞歷山大一世的歷史。我想可以寫一部關於拿破崙和亞歷山大一世的心理歷史長篇小說。可以寫一個大東西的想法，使我現在欣喜若狂。要寫他們周圍的人和他們自己的全部卑鄙、全部瘋狂、全部矛盾。」托爾斯泰在這篇日記裡接著列出了要寫的關於拿破崙和亞歷山大一世的重點事件。

　　這裡羅列的內容並沒有完全包括到《戰爭與和平》中去，可見他當時是想單寫一部小說的。直到這時為止，他並沒有想到在這部小說裡要寫拿破崙、亞歷山大一世等歷史人物。可是在這年暑期休息之後重新開始寫作的時候，他卻決定把亞歷山大一世和拿破崙的「心理歷史」包括到正在寫的這部小說中去了。這樣在創作上就引起了一些新的困難。托爾斯泰1867年在《〈戰爭與和平〉的序》（草稿）中自己說過：「有時，我覺得我初時所用的手法微不足道；有時，我想把我所認識到和感覺到的那個時代的一切全都寫出來，但我又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有時我覺得這部小說的簡單、平庸的文學語言和文學手法很配不上它的莊嚴、深邃而全面的內容。」以前他把《1805年》稱為長篇小說，現在他擔心這部作品「既非長篇小說，又非中篇小說；既非敘事詩，又非歷史。」經過苦苦思索之後，他決定衝破歐洲文學裡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寫作框框的束縛，需要怎麼寫就怎麼寫，不管它像什麼。

　　寫歷史遇到的第二個困難就是他在寫作時發現：這段歷史的真相不僅沒人知道，而且人們所知道的和所記載的完全與事實不符。他決心要寫人民的歷史，向傳統的以寫帝王將相為主的歷史學提出挑戰。為此，托爾斯泰下很大功夫閱讀了大量歷史著作、回憶錄、檔案，等等。他自己曾說過：「我的小說中歷史人物的言論和行動，我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虛構過，我都有資料根據。我在寫作中搜集的資料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圖書館。」

　　寫歷史還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寫歷史與寫性格的關係問題。在1866年11月7日給費特的信中，他說：「除了想寫性格以及性格的運動之外，我還想寫歷史。這個寫歷史的意圖使我的工作大大複雜化了，好像對這個意圖我力不從心。因此，在第一部裡，我致力於寫歷史，而性格卻停在那裡不動。這個缺點，讀了您的來信以後，我清楚地看到了，我想已經改正了。」

　　托爾斯泰就這樣在探索、創新和克服困難的道路上前進著。

　　1865年12月，小說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相繼脫稿。第二部發表在《俄羅斯導報》1866年第二期和第四期上。標題仍是《1805年》，只不過多了個副題：《戰爭》。他決定從第三部開始不再在雜誌上發表，自己找印刷廠分冊出版。1867年，他同莫斯科的裡斯印刷廠簽訂了合同，並請《莫斯科文庫》主編巴爾捷涅夫代表他同印刷廠打交道。

　　托爾斯泰的寫作態度歷來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在寫《戰爭與和平》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對自己的手稿不僅在寫作過程中反復修改，甚至重寫，而且在脫稿後發表前仍然抓緊一切機會進行修改。

　　給《俄羅斯導報》出版者寄《1805年》第一部手稿時，他在信裡就曾說過：「請原諒手稿塗劃得很厲害，但是手稿放在我手裡一天，我就要修改一天，因此手稿便不能不改得這樣。」在裡斯印刷廠印書時，他對校樣反復修改，代表他同印刷廠打交道的巴爾捷涅夫1867年8月12日給他來信說：「上帝知道您在幹什麼。這樣下去，我們永遠也改不完，印不出來……您的大多數塗改都是毫無必要的……我已吩咐印刷廠把您的塗改計數算錢。」托爾斯泰8月16—18日回信說：「不像現在這樣修改，我辦不到，而且我堅信：塗改大有益處。因此，我不怕印刷廠算錢，但願他們不會很苛刻。正是您喜歡的地方，如果不經過五六遍塗改，那就要壞得多。」

　　1868年9月，托爾斯泰寫第四部的時候，為了生動準確地描寫鮑羅金諾會戰的情景，不滿足於文字資料的記載，特意到鮑羅金諾去了一趟，在那裡住了兩天，作了調查研究。鮑羅金諾會戰是在淩晨打響的。為此，他特意淩晨到那裡去實地觀察會戰開始時的當地景物。他畫了原野略圖，標出了附近農村、河流的位置，並記下了「能見度為二十五俄裡」，太陽升起時能看到森林、建築物和山岡的陰影，「太陽是從俄軍的左後方升起的，法軍面對太陽」。他在實地觀察中還發現了任何軍事歷史學家都未曾發現的俄軍實際部署和原定部署之間有很大差別。這個發現對研究鮑羅金諾會戰的全過程具有重要意義。他把實地觀察得到的印象同以前研究歷史得來的認識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幅鮑羅金諾會戰的壯麗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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