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25)_學達書庫

二五

　　有一個職員在托爾斯泰離開倫敦之後還給托爾斯泰寄了一份該委員會的一份詳細總結報告。

　　托爾斯泰參觀學校時，跟他在法國時的做法一樣，不只是消極地觀察，而且向學生提問題以便更好地弄清學生知識水平和智力發展程度。

　　托爾斯泰在參觀學校的同時，也抓緊時間熟悉英國的教育書籍。為此，他每天到剛開設不久的實用藝術和工業教學資料博物館（即肯辛頓博物館）。他對49種各類教材做了簡要批註。

　　托爾斯泰買了一箱子他需要的教學書籍發回俄國，地址仍然是彼得堡教育部。

　　他利用在倫敦的機會聽了心愛的作家狄更斯的演講。

　　他還抽時間到下議院去聽了一次辯論。

　　對托爾斯泰來說，他在倫敦逗留期間最重要的事件是結識赫爾岑並同他經常見面。本來第一次出國時他就準備去看赫爾岑，因為當時未去英國，沒有看成。如今既已到了倫敦，他自然要急於實現自己的夙願了。

　　托爾斯泰後來說，他去的時候，先沒有報自己的姓名，只說是一個普通來訪的俄國人，赫爾岑沒有見他，於是他便遞上自己的名片。過了一會兒，樓上便傳來急速的腳步聲，赫爾岑像球一樣從樓梯上飛下來。

　　使托爾斯泰驚訝的是，赫爾岑胖墩墩的，身材並不高大，但卻渾身洋溢著精力。

　　托爾斯泰回憶說：「他活潑，反應快，聰明，有風趣，馬上就跟我談起來，好像我們早就認識，他的人品立即吸引住了我。他的思想既深邃又閃光，這種罕見的結合，我後來在任何人身上也沒見過……我記得很清楚，他不知為什麼沒有讓我進他的住房，而馬上把我領到隔壁一家不怎麼樣的餐館裡去了。我記得，這甚至使我吃了一驚。我當時很講究穿戴。我戴著高筒大禮帽，穿著帕默斯頓式時髦長大衣，等等；可赫爾岑卻連禮帽也沒有戴，只戴一頂扁乎乎的制帽。馬上有幾個波蘭活動家過來，赫爾岑當即跟他們打交道。他介紹我跟他們認識，不過後來可能後悔了，因為剩下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他說：『馬上就顯出俄國人的魯莽性來了。難道有波蘭人在場可以這麼談嗎？』不過這一切在赫爾岑身上都顯得淳樸，友好，甚至有魅力。我沒有見過比他更有魅力的人。」

　　3月7日，赫爾岑寫信給屠格涅夫說：「跟托爾斯泰已成近交；我們已開始爭論了；他固執，愛發怪論，但憨厚，是個好人。連我們五歲的小女兒麗莎都喜歡上他了，管他叫『列夫斯泰』。還有什麼呢？不過他為什麼不思考，對什麼問題都像在塞瓦斯托波爾似的靠勇敢猛攻解決？」

　　3月12日，赫爾岑在給屠格涅夫的第二封信裡又說：「托爾斯泰伯爵有時胡說八道得厲害；他得到的許多印象還沒有消化。」

　　據托爾斯泰後來回憶，在倫敦一個半月，幾乎每天都到赫爾岑家裡去，談各種有趣的話題。

　　談的話題裡，根據各種材料推測，裡面肯定有俄國國內情況，有十二月黨人的問題，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學校的情況，托爾斯泰也講過塞瓦斯托波爾的俄軍情況；自然，他們也談過音樂。

　　托爾斯泰離開倫敦去布魯塞爾前，赫爾岑給他寫了給波蘭革命家萊萊韋爾的介紹信。赫爾岑也想給他寫這樣一封介紹信給蒲魯東，但托爾斯泰沒來得及去取。

　　1861年3月5日（17日），托爾斯泰離開倫敦。也正是在這一天，他在報上看到了關於二月十九日宣言（即解放農奴的宣言）的報道。他對沙皇宣佈的解放農奴的措施是不滿意的。3月28日（4月9日）他從法蘭克福寫給赫爾岑的信裡說：「您讀過關于農奴解放的細則嗎？我認為這是一篇毫無用處的廢話。」

　　托爾斯泰到布魯塞爾的目的就是要拜訪蒲魯東①和萊萊韋爾，因為赫爾岑經常提到他們。

　　①蒲魯東（1809—1865）法國社會主義者，第一個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人。

　　在1862年脫稿的《論國民教育的意義》裡，托爾斯泰回憶跟蒲魯東見面的情形說：「去年我有機會跟蒲魯東先生談過俄國問題。他當時在寫《戰爭的權利》一書。我對他講了俄國，講了農民解放問題，講了上層人士中間出現一種非常強烈的注重國民教育的傾向，強烈得有時可笑，變成了時髦。

　　「『難道真是這樣嗎？』他問。

　　「我回答說，據從遠處判斷，俄國社會已認識到，沒有國民教育，任何國家制度也不會牢固的。

　　「蒲魯東站起來，在屋裡踱了一會兒，說：「『假如真是如此的話，』他像有些羡慕似地對我說。『你們俄國人是有未來的。』」

　　萊萊韋爾是波蘭革命家、歷史學家，曾任華沙大學和維爾那大學教授，1824年在沙俄迫害下辭職。參加波蘭1830年起義，並成為民主派領導人之一。起義失敗後流亡巴黎，領導波蘭民族委員會。1833年，被法國放逐，移居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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