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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8. 許多年後

  過了很多年,國會仍然拒不發給哈麗特退休金。她住在奧本,在菜園裡種些土豆賣給鄰居,聊以度日。當地小學一位女教師薩娜·布拉德福請她到廚房裡喝茶,聽她講「地下鐵道乘務員」和國內戰爭時期那些驚險故事。關於自己的往事,哈麗特真覺得歷歷在目。

  「太太,我的列車可從沒出過軌呀,」她說,「我的旅客,也從來沒有弄丟一個。」

  那莊重而沙啞的聲音,可以叫人一連聽上幾個鐘頭。

  1867年,哈麗特的丈夫約翰·塔布曼,在馬裡蘭一條鄉間小道上碰到一個叫文森特的木匠。那木匠喝得酩酊大醉,用拳頭揍約翰滋事。約翰手中惟一的武器就是一隻斑卓琴,他向木匠劈頭打去,班卓琴裂成兩段。木匠拔出手槍,一槍打死了這個「該死的黑鬼」。他為此僅被罰了5個美元,而哈麗特卻從此成了寡婦。

  她到墓地去了一次。那兒葬著許多老年人:本·羅斯、老麗特、采牡蠣的比爾及其妻子。在墓地上,她為快樂的樂師約翰·塔布曼作了禱告,願他的在天之靈得以安息。不過,這絲毫也沒有使她的心情輕鬆。返家的路上,她碰見一個瘦高個兒的人。他背著挎包,在奧本大街上悠閒自在地邊走邊打口哨。當他走近哈麗特的時候,伸出一隻手搭在哈麗特肩上。

  「走開!」她怫然罵了一聲,一把將那人推到牆邊。

  「一點沒錯,」那人揉揉在牆上碰疼的脊背,高興地說,「正是你,哈麗特·塔布曼!」

  哈麗特打量著他:這一對開朗的灰眼睛,額上那一綹淡淡的頭髮,她在哪兒見到過呢?

  「啊,天哪,你是貝茨!」

  「正是我呀!」貝茨說,「真沒想到會遇上您!您就住在奧本吧?我從特洛伊步行去匹茲堡。」

  「有鐵路啊!」

  「沒錢哪,哈麗特!我失業了。」

  「我幫你借去。」

  「我拿什麼還呢!您以為匹茲堡會有人用花環來歡迎我嗎?我在特洛伊是印刷工,為組織印刷業聯盟,我被開除了。再早,我在芝加哥當印刷工,因為組織罷工,被一腳踢了出來。」

  哈麗特微笑著說:

  「貝茨,您可真是個危險的陰謀家!」

  「天性如此。我不會像溫多維希望那樣,跪著去乞求工作。我要去要求工作!」

  哈麗特把他帶到自己家裡,拿出食品和蔥款待他。貝茨則向她談起工人的情況,談起代表大會,以及衝突和罷工。

  「你們的工人還喜歡黑人。」哈麗特說。

  「這種人有。他們擔心黑人會卑躬屈膝地去乞求工作,半價出賣自己的勞動。」

  「要是人家不把你當人看,你怎麼辦?」哈麗特忿忿地說。

  「假如我們說服白人和黑人共同鬥爭,就不會出現半價的問題了。」貝茨說,「我們就能把資本家拉下馬……所有的人,只能分為兩種:掠奪者和被掠奪者。當叛亂的旗幟從裡士滿降下時,我曾以為戰爭就此結束了。可是,我錯了:戰爭還在繼續,一切都還在前面。」

  「『一切都還在前面』嗎?對像我這種年齡的人,這已經不大現實了。我已經老大一把年紀了。」

  「這不是說您,也不是說我。」貝茨指正道,「我自己年歲也不小了。一切都在我們民族的前面。」

  「這些事,我們是看不到了,」哈麗特說。

  「就算是這樣吧。我祖父就沒見到過我,我也無法看到我的曾孫。可是,我祖父活著是為了我,而我呢,是為了我的曾孫。對嗎?」

  「可我沒有孩子。」哈麗特說。

  「戴維和簡·貝利會有孩子啊,不都是一樣嗎?孩子們會記起我們的。要是他們忘卻了,作家們就會寫書提醒他們。書籍是永存的呀!」

  他緊緊地握了握哈麗特的手,以一個慣於長途跋涉的人那種從容不迫的步子,大跨著步沿街走去。「一切都還在前面,可他的頭髮都花白了!」哈麗特想,「不過他是對的,書裡會記下我們。」

  第二天,她來到薩娜·布拉德福家中,請這位女教師教她寫字,但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她不好意思當著別人的面,用粗糙的手照著識字課本中頭幾個字母初學塗鴉。她練了很久,直到記住字母表中的26個字母為止。以後,「學習的海洋」可就攔住了她的去路,因為英語單詞的書寫和發音有差異。

  1869年,她同一名內戰復員軍人納爾遜·戴維斯結婚了。戴維斯患著結核病,哈麗特要操心的事就更多了。

  他們共同捱過了19個困苦的年頭。1888年,哈麗特為她的第二個丈夫送了葬,她又變成孑然一身,獨留人世了。

  戴維和簡·貝利有時來看望她。

  戴維在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上當制動員,經常乘貨車來來去去。他曾兩次遭到別人射擊,有一次被拋到路基下面去了。

  「你那光明的自由天堂在哪兒啊?」當他手上紮著繃帶,到哈麗特家來的時候,哈麗特問道。

  「會到來的,」戴維說,「什麼事都不會落空,海特嬸嬸。我們還在一道前進,就像歌中唱的那樣:『千萬人在前進!』」

  也許這話不錯。可是誰將看見這座天堂呢?是那些在塵土飛揚的大街上,做魔山羊遊戲的孩子們嗎?

  她自己還能活多久呢?

  每當夜幕降臨,她就坐在火爐邊一隻瘸腿的籐椅上,想啊,想啊。她希望理解她這一生的意義。她曾經立志解救黑人,可她究竟做好了哪件事呢?難道黑人已經獲得自由了嗎?

  這是一間簡陋的大屋子,屋角上,薩娜·布拉德福送她的壁鐘嘀嗒作響。這架壁鐘很巧妙,每過一刻鐘,它就鳴響一次,仿佛在嘲笑她似的:「嘿!哈麗特,一刻鐘又過去了,你還沒想出個頭緒嗎?……」

  要是只想想個人私事,那其實很簡單。貝茨說得有理:不應當考慮自己,要考慮別人,考慮過去和將來的人。

  過去曾有一個人稱「老本」的伐木工,叫本·羅斯,是個老老好好的人,可一輩子都做牛做馬;除了「森林大伯」外,他什麼都不相信:他真正喜歡的東西,就只有綠色的森林。

  後來,他的女兒——人們稱她作「摩西」——長大了,老了,她找到了砸碎鎖鏈的力量。她曾獨個兒在森林中活動,把黑奴一個個從種植園帶走,還要他們堅信美國的自由和幸福。現在,她又孤孤獨獨地坐在瘸腿籐椅上,守著慢悠悠陰燃的火爐……

  時鐘又響起來:「哈麗特,怎麼,你還沒想出什麼來呀?」

  戴維和簡·貝利住在遠方,他們繼續進行鬥爭。他們曾拿起武器,投入國內戰爭,他們都是軍人。現在,他們在號召黑人為自己的未來而戰。

  像戴維和簡·貝利這樣的人,奴隸制在他們心中沒留下一點痕跡。可是,他們的日子十分艱難,而離自由又還非常遙遠。

  時鐘又響起來:「怎麼,哈麗特,你還沒想出什麼來嗎?」

  戴維和簡·貝利的孩子們住在北方,當工人。剛果·吉姆的孩子在南方種田。他們再也不用躲在森林裡,躲在滿途泥汙的沼地上。他們一群群在大街上行走。

  現在是那些白人騎士不敢見天日的時候了;他們只能像強盜一樣,蒙了面,偷偷出來襲擊人們……

  時鐘又響起來:「怎麼,哈麗特?……」

  哈麗特從椅子上轉過身來,笑盈盈地低聲說:

  「時鐘啊!別再擔心了,即使我不能活到自由的那一天,別人也能活到的。我只是千里長河中的一段水流,這長河既不以我開始,也不以我告終。我的背後是涓涓的細流,我的前面卻是一片浩浩的瀑布。無論傑西·巴林頓一夥怎樣掙扎,他們永遠不可能使江河倒流,讓瀑布止息!」

  她沉默了很久。時鐘又鳴響了一次。這一次,那聲音聽起來令人安心了。

  「我還能看到些什麼呢?」哈麗特喃喃地說,「我還能活很久嗎?時鐘,告訴我呀!」

  時鐘沒有回答,它只能報時。

  她活了很久很久。美國激蕩的歷史篇章繼續在她面前一頁頁沙沙翻過。

  薩娜·布拉德福指著報上的字行,聲音顫抖地給她念道:

  「被共產主義鬼迷心竅的人完全控制了匹茲堡政權。」

  哈麗特不禁微笑起來,她知道這全是謊言。貝茨的朋友們不可能是一夥鬼迷心竅的人。然而,當北方軍隊和警察向罷工工人開槍的時候,在南方,黑人的宿敵則一個個在政界粉墨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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