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雄甘地(30)_學達書庫

三〇

　　髒亂破舊的小房間內，一隻電燈泡上爬滿一層燒焦了的小昆蟲，照亮了室內的各個角落。甘地袒露上身，蹲在一張草席上，正在和周圍的同僚們進行熱烈討論。屋子外面，一群孩子們在窗戶前擠來擠去，眼睛裡閃爍著恐懼和好奇的神情，爭相看一看瑪哈德瑪以及他領導的國大党的領袖們。這是擁擠不堪的貧民窟的孩子們，居住在這裡的賤民專門負責清掃新德裡的大街小巷和便池。

　　甘地把國大党的領導人召集到這裡開會。貧民窟內污穢淩亂，臭氣熏天，一股刺鼻難聞的便溺氣味從露天的下水道向四處彌漫。在首都逗留期間，甘地決定居住在這裡，生活在世界上處境最為悲慘的人民中間，和這些神情憂鬱、面部佈滿傷口的居民朝夕相處。為了維護印度社會被壓迫者的利益，即為了他稱之為「上帝的子孫」——不可接觸者的利益，甘地奮鬥不息，在他的心目中，這場鬥爭與為爭取印度解放的鬥爭佔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不可接觸者占印度人口的六分之一之多。他們雖然屬印度人，但由於前世犯下罪孽，因而被排斥在任何種姓之外。他們的皮膚黝黑，舉止謹慎，逆來順受，衣著寒傖，很容易被人認出。他們之所以被稱為不可接觸者，因為其他印度人害怕與他們接觸，受到玷污，如果一旦接觸，必須舉行洗身禮儀。據傳，不可接觸者的腳印也會褻瀆婆羅門居住區的街道。當一個不可接觸者和一位享有種姓的印度人在街上相遇時，前者必須站立路旁，避免自己的身影玷污後者。任何享有種姓的印度人不得和不可接觸者—起進餐，也不得飲用他汲取的水，或者使用他接觸過的器皿。不可接觸者無權進入寺廟，他們的孩子禁止入學。直至死亡，他們終生是下賤的人。死後，他們的屍體不能進入公共火化場。由於生活貧苦，不可接觸者一般無力購買足夠的木材火化，部分未能完全火化的遺體被拋進河內，或者埋在地下。更有甚者，他們的遺體常常暴露曠野，任憑禿鷲撕食。

　　在印度某些地區，不可接觸者只有當夜幕降臨時才獲准離開破爛的茅舍，因而他們又被稱作「看不見的人」。在其他地區，他們象奴隸一樣任人販賣，同時一起出售他們耕作的土地。一般來說，一位年輕不可接觸者的賣價，平均相當於一頭牛的價錢。他們從事最卑賤、最肮髒的工作：掏糞便池、打掃街道、撿拾垃圾。污穢的活計使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不可接觸的人」。在社會向前發展的當今這個世紀裡，印度教賦予不可接觸者獨一無二的一點特權。他們不奉行素食主義，因而可享用因傳染病或疾病而死去的聖牛，不言而喻，死牛理所當然地屬各地農村糞便清潔工人所有。

　　自從他從南非回國以來，甘地以賤民的事業為己任。他在印度建立的第一個講經所瀕於倒塌，因為他在那裡安置了大批賤民。他為他們醫治傷口，按摩遍體鱗傷的身體。更有甚者，為了聲勢浩大地譴責不可接觸制度，他不惜從事人們認為有損於享有種姓的印度教徒的聲譽工作。眾目睽睽之下，甘地為一位不可接觸者清洗便桶。

　　一九三二年，甘地為了維護不可接觸者的利益，幾乎獻出了寶貴生命。那年他進行絕食鬥爭，抗議通過一項政治改革方案，按照方案規定，不可接觸者必須與印度社會其他階層隔離生活。他堅持乘坐不可接觸者的三等車廂旅行，居住在他們的貧民窟內，期望以此引起整個印度社會對他們不幸生存條件的注意。

　　數月或者數個星期之後，這天晚上和甘地一起開會討論的人，將要出任獨立印度政府的各部部長的職務。他們將乘坐豪華的高級轎車，前往窗明几淨、寬敞舒適的辦公室，英國人過去在那裡領導統治整個印度帝國。甘地執意要求他們在首都最肮髒的街區之一的中心結束這次長途遊說活動，以便使他們瞭解他們即將治理的這個國家的現實情況。

　　入夜，天氣悶熱得令人透不過氣。甘地為了減輕燠熱的難受，求助於土制的空調設備，在光禿禿的頭頂上放上一條濕毛巾。但是令人憂傷的是，他的同僚們的心緒好象和燥熱的夏夜一樣，同樣使他熱得喘不過氣。

　　幾天以前，甘地向蒙巴頓保證說，國大黨打算作出一切讓步以避免分治。他完全打錯了主意。他的錯誤歸根結蒂在於，年邁的聖雄和他親自培養並安置在國大党領導崗位上的人之間開始出現裂痕。

　　二十五年來，國大党的積極分子仍始終不渝地擁戴甘地。為了支持他的事業，他們拋掉西服，穿上他提倡的土布衣服，隨著他的紡車的節奏聲，他們的笨拙雙手變得靈巧起來；他們冒著警察呼呼作響的警棍奮勇前進，或者走進英國監獄的大門。他們戰勝彷徨與猶豫，在夜色茫茫的征途上追隨著他，和他一起去爭取勝利；他們當時並未指望獲得成功，然而今天這場勝利已成為現實，甘地宣揚的非暴力思想業已迫使英國人同意印度獨立。

　　這些活動分子們懷著各種不同動機追隨甘地，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唯有他的才華能夠把印度廣大人民群眾團結在統一的旗幟之下。共同的鬥爭使他們暫時忘卻了他們之間的分歧。這天晚上，由於年邁的首領提出一項怪誕的建議——將獨立的印度置於真納和穆斯林政府的統治之下——，他們之間的分歧突然再次爆發出來。甘地抱怨說，如果他們拒絕支持他的建議，新任副王將會被迫分治印度。在諾阿卡利和比哈爾兩地的長途苦行遊說活動中，甘地比德裡的政治家們更清楚地看到，分治很可能帶來一場大規模流血事件。在恒河三角洲的茅屋和沼澤地區，他親眼目睹了種族和宗教的仇恨正在醞釀爆發。分治必將進一步火上加油，推波助瀾，而決不能平息。他請求同僚們支持他的方案，因為這是維護印度完整的最後一線希望。

　　甘地雖然再三呼籲，但始終未能說服尼赫魯以及國大党其他負責人。為了拯救國家的完整，國大党負責人打算在一定範圍內作出犧牲。但是把政權拱手讓給敵手穆斯林，這完全超出了這一範圍。瑪哈德瑪心灰意懶，神情沮喪，動身前去把他未能說服國大党黨員的情況告知蒙巴頓。這時，他們之間的關係尚未完全破裂，但是聖雄的門徒業已選擇了不同的道路。甘地一個人發起的運動是在南非某地火車站的茫茫夜色中開始的，現在這場運動如同開始一樣，即將在孤寂中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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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的一天下午，副王的辦公室如果尚未安裝上空調設備，那麼一股來自神態嚴峻、表情冷漠的穆斯林領導人身上的北極寒流，足以使人感到寒氣襲人。一見面，蒙巴頓很快發現，穆罕默德·阿裡·真納是位「孤高傲慢，待人冰冷，目空一切的人物」。

　　真納是印度三位領導人中的關鍵人物，最終掌握著擺脫困境的解決辦法。他最後來到副王的宮殿。二十五年後，路易斯·蒙巴頓回憶這次會晤的情景時指出：「在和穆罕默德·阿裡·真納會談之前，我尚未認識到我在印度的使命是如此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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