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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他們的決定是共同做出的,「思想幾乎也是共同發展的」。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旅遊方式,全由波伏娃定奪並一手操辦。波伏娃說,哲學理論雖來自薩特,但也經過他們共同討論、篩選、修選、重定,這些哲學理論也由此帶上了波伏娃的印記。薩特平等對待波伏娃,就像對待另一個自己一樣,他完全解放波伏娃。

  使她擺脫在教育和社會方面束縛婦女創造性的一切。

  斯湯達曾說:「任何由女人產生的天才都要失落於人類社會。」薩特和波伏娃共同經歷著愛情的挑戰,革命中的革命。她可以自願放棄所有不是她自己的東西,所有不真實的東西,同樣她可以使薩特在她的批評和整體理解中找到避風港。早在1940年,薩特致海狸的信中說:「你就像我的人格的堅實可靠的依託。

  唯一能成功的就是我們之間都能達到完善的和諧默契的境地,這就是我們的關係。」

  這是偶然的也是機遇:這兩位天資超群的作家創造了天下無雙的和諧默契關係。《致海狸的信》毫不掩飾地透露出他們的愛情優先於其他愛情。波伏娃在與阿麗心·斯瓦宰爾的一次談話中也挑明瞭這個事實:「不論在薩特的生活中還是在我的生活中,第三者從一開始就會感到一種壓倒一切的關係的存在,與其他人的關係就遜於我們自己的關係。」薩特補充道:「因此,我們的關係不免也要遭到各種非議,因為我們有時不能正確地處理對他人的關係。」

  薩特和波伏娃建立的是心智、倫理觀念和情感的默契。正是通過這種默契,他才使波伏娃成為她自己的主宰,他才使她擺脫掉焦慮、令人疲憊的問題以及始終窺視著婦女的卑下情結。

  「愛情遠非一種異化的源頭,它是婦女解放和自主的條件。女人自知受到她所鍾愛的男人欣賞後,應當敢於獨身自立,執著追求自己的欲望。」伊裡沙白·巴亨特在《愛米麗愛米麗》中這樣寫道。

  從來沒有人指責薩特對自由的實踐,卻有眾多的男女猛烈地抨擊波伏娃,因為世人還難以承認一個女人將其生命投入愛情、研究、文學和自由這一事實。

  根據伊麗沙白·巴亨特的觀點,「愛與獻身的母親形象必須停止統治集體無意識,女人必須利用一切機會喚醒沉睡在每個女人身上的男性氣質。我們時代的婦女應該拋棄過去,更勇敢地爭取成為兩性共存的婦女因為,積極的母性所持續的時間越來越短,她們很難接受自己已成為母親的事實她們希望既是女性的,又是男性的。」

  這對情侶首先是一對作家、知識分子、創造者,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發明並且體驗愛的藝術。波伏娃在回答阿麗絲·斯瓦宰爾的問題時毫不掩飾:「對於我來說,與薩特的性關係在頭兩三年中特別重要——因為正是和他我才發現了性。而後性關係就失去了重要意義,它不是本質性的東西。」

  在他們結下情緣後,薩特這樣描述波伏娃的態度:「她認為在她的生活中最好同時與幾個男人保持性關係她不希望與我的關係成為她與別人關係的障礙她不認為性生活應當恪守專一,僅由與一個男人的關係來確定。」薩特深知而且自信地宣稱:儘管有第三者介入,但他的絕對的信念不可動搖,他是最本質的因素:「我和西蒙娜·波伏娃一樣認為,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儘管有其他男人插入,像納爾遜·阿格林,但也與我本人無關,誰也不會剝奪掉我任何東西。」

  波伏娃說:「說到底,我本人總是要掙脫束縛、離經叛道的,只要我力所能及,我總要追求我的趣味,我的衝動如果要重寫我的回憶錄,我會就如何坦露我的性生活作個計劃。但這當然是忠實的,而且是從女權主義觀點出發的。我會更樂於向婦女們闡述我是怎樣過我的性生活的,因為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當時我沒這樣做是因為我還沒有弄清這個問題的涉及面及重要性,也沒有弄清坦露個人私生活的必要性。」

  他們的愛情故事是文學史上最令人驚惑的。這是革命的愛情,它拋棄一切傳統倫理道德的束縛,打破一切陳規舊俗,破除各種禁忌,掙脫枷鎖,突破障礙,衝垮民族智慧的大堤,這是一股蕩滌一切的可怕的力量。

  薩特是個偉人,但不是偶象。他的思想常發生混亂,他經常錯以為某處有個約會;坐在工作桌前他常發現頭腦空空,毫無靈感。他,曾一直那樣特立獨行,到了老年卻越來越依附於他人。他失明了,再也無法閱讀和寫作了。波伏娃一天天地照料他,為他付出自己的力量和健康,甚至於沒有時間自我調整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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