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32)_學達書庫

三二

　　人群中爆出一聲吼叫：「你抓的是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警察一聽愣了千分之一秒，立刻鬆開了偉人的胳膊，快步走開，薩特和記者們緊跟在他的後面。他繼而小跑起來。圍觀看熱鬧的人們高喊：「抓小偷！

　　抓小偷！」那只夾著報紙的胳膊一松，丟下報紙撒腿就跑。終於隱沒在吵嚷的人群中。盧森堡電臺播放了這次的消息。

　　6月26日他們在《人道報》辦公室前又開始了戰鬥。這次迎接他們的是一輛囚車。薩特他們被有禮貌地帶到警察局驗證身份。警察讓胳膊下掖著兩捆報紙的薩特下到便道上，並對他彬彬有禮地說：「您自由了，薩特先生。」然而波伏娃和其他人被帶進了警察署。一個警察有點遲疑地問：「除了薩特先生，這兒沒有名人了吧？」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都是名人。」警察有些不安地看著他們。合唱隊毫不客氣地說：「如果你們孤陋寡聞，那可不是我們的過錯。」

　　於是，警察局長開始檢查他們的身份證。「貝爾特朗波伏娃，這不是作家吧？」不知誰審慎地笑了一下，把局長更弄糊塗了。門開了，一個怒氣衝天的警察把薩特帶了進來。薩特剛才還在抽空散發他的那捆報紙呢！警察局長趕緊打電話給他的上司。上司授意放掉薩特和波伏娃。把人民事業之友的其他成員扣住。薩特和波伏娃宣稱，不把大家都釋放，絕不走出此門。此時，警察局門前熙熙攘攘地擠滿了記者和攝影師。法朗索瓦·特戶弗不失時機地為盧森堡電臺錄下了實況。英國、德國、意大利還有瑞士的電視臺也相繼播出這一場滑稽的戲。《世界報》、《戰鬥報》、《費加羅報》、《法蘭西晚報》等所有報紙在大論此事。

　　取得這個成績後，薩特接任領導左翼報紙《一切》和《人民喉舌》的主編。波伏娃是《國際傻人》的主編。但他們做了一定的保留，不再接受任何左翼觀點。

　　薩特和波伏娃又組織另一次示威。他們把《人民事業》報的所有朋友召集起來，一同把成千上萬的報紙運到馬斯貝羅和讀書樂書店。在那兒，他們把報紙免費贈發給過路人。警察在街角處的一輛汽車中靜靜地監視他們，但卻不再出面干涉。此刻，薩特和波伏娃得到信兒，說報友被抓。他們直奔先賢祠警察署，緊隨他們的全是記者和外國電視臺的採訪人員，還有一輛警察車跟著他們。結果什麼事都沒發生。

　　10月19日，《國際傻人》原主編讓—埃登·哈利耶被捕。波伏娃在《世界報》發表了一個聲明：「政權剛剛指控前任主編犯有出版《國際傻人》罪，而我從第10期起，開始接任這份報紙的主編工作有三個同仁被控犯罪。是因為他們寫出了真理，名為工作事故的事故是合法的罪，年輕的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團結起來，並肩戰鬥，在我們團結的鐵肩後，有法國人民團結支持。我們切不能上當受騙，政權只寬容那些對它有利的新聞，它拒絕把播散新聞的權力給那些揭示大眾苦難和反抗的報紙。不管政權如何施威，追捕，我還要和我的《國際傻人》的同仁團結戰鬥，爭取新聞自己，繼續為自由而戰。」

　　1972年2月，薩特和波伏娃一起支持被雷諾汽車公司解雇的毛主義戰士。他們和克拉森·阿裡委員會的代表一起來到雷諾廠，代表們為保護被雇工人利益和資方交涉，薩特和波伏娃告訴人們：「雷諾公司是國家企業，是公共的財產。董事長先生，公司不是你個人的家產。你不僅要向現政府交帳，還得對集體性負責布勞涅省的公民監督管理雷諾廠只是這次行動的第一步。」

　　引人注目的示威者被粗魯的極右分子趕出廠門。

　　沒過多長時間，一夥「新秩序組織」的極右分子在聖—萬桑曼廣場上焚毀了薩特和波伏娃的書。

　　2月中旬，薩特在布魯塞爾進行講演。

　　「資產階級總是為其知識分子操心，它也應當如此。資產階級總是小心翼翼地注視著它的知識分子，好像他們是資產階級自己莫名其妙地生育出來的一群怪物似的。事實上，也就是資產階級生育了它的知識分子，因為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出身于中產階級，並在其成長過程中深受中產階級思想的薰陶。他們扮演的是中產階級文化的守護人和管理者的角色，他們的作用就在於把這種文化傳授給下一代。結果，就像保羅·尼贊常說的那樣，一部分從事於實用科學工作的知識分子都或遲或早地扮演了看門狗的角色。其餘的人則在經過仔細篩選之後，保持著傑出人物的身份，即便這些人在宣講革命時也是如此。這後一種人被允許爭論他們的思想觀點：他們講的都是資產階級的語言。

　　漸漸地，資產階級就造就或影響了這部分知識分子，於是，在時機相宜時，資產階級就使用某種手段使這些人就範，這些手段無外乎授予知識分子一些高雅的榮譽，例如授予一項諾貝爾獎金或讓其當選為法蘭西學術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給予他們某種薪俸。

　　然而，有那樣一批知識分子，他們自1968年以來就不願再和資產階級進行任何對話了，我把我自己也列在這類知識分子的行列之中。其實，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每個知識分子都有可稱之為意識形態情趣的東西，所謂意識形態情趣是指他的全部著作的總和——如果他是作家的話——包括他最近的著作。但儘管我一直在向資產階級發難並與之進行爭論，事實上我的作品還都是為資產階級寫的，用的也是他們的語言。而且在我的著作中——至少是在我的早期著作中——不難發現一些傑出人物統治論的言論。過去的17年中，我一直在從事福樓拜的研究工作，這一工作並非完全與工人階級的直接利益相關。我深深潛心于這項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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