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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報界立即作出反應,試圖對他拒絕的原因作出解釋:有的人說薩特很生氣,因為加繆是在他之前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論寫作實力加繆是不能相比的,有的人說他之所以拒絕,是因為西蒙娜·波伏娃嫉妒了。和往常一樣,對薩特的任何攻擊總會涉及到波伏娃。尤其是哲學家加布裡埃爾·馬塞爾稱薩特是「積習已久的譭謗者」,是「一貫褻瀆神聖事情的人」,他到處散佈最有害的思想和最惡毒的主張,而這些思想和主張則是通過一個公認的腐蝕者濫施給年輕人的」。

  馬塞爾的結論是:「這個被獲獎者資格評定委員會捧上天的人乃是西方的掘墓人。」

  由於薩特的拒絕,而引起很多醜聞。他不得不在10月的《費加洛》雜誌上,做了公開聲明,表示他對因拒絕諾貝爾獎而業已引起的醜聞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寫信給瑞典學院,不要選他為得獎人;但他並不知道瑞典學院的決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別說明他拒絕不是出於對瑞典學院的輕視,而是基於其個人和客觀的理由。

  在個人理由方面,薩特先生指出,由於他對作家職責的觀念,他一向拒絕任何官方的榮銜,因此他這次的拒絕不是沒有先例的。他同樣拒絕過「榮譽勳章」,不肯進入「法蘭西院」;假若列寧獎要頒給他,他也同樣會拒絕。他說作家接受這類的榮譽,會使他個人所獻身的事業跟頒獎的機構發生關聯,而作為作家,不允許自己跟任何機構發生關聯畢竟是重要的。

  在客觀理由方面,薩特先生提到,他相信東西方人與人、文化與文化的交流,必須在沒有任何機構的涉入下進行。再者,由於他認為過去的諾貝爾獎未能平等地頒給各民族和各地區、各種意識形態的作家,他覺得,如果他接受該獎,將會受到他不願意聽到的,不恰當的解釋和議論。

  薩特在末了表示了他對瑞典學院的情誼是很有程度的。他認為這個獎的設立是文學界的一大好事。

  在宴會上,卡羅來納研究所所長S·弗利堡發表了如下談話:

  「薩特先生認為他不能接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關於這個獎,歷來議論甚多,人人都認為自己有判斷它的能力,或者,若是自己所不瞭解的,就對它做批評。

  「但我相信它今年做的選擇可獲得極大的瞭解。

  改善世界,是每一代人的夢想,詩人與科學家尤其如此。這也是諾貝爾的夢想。這也是衡量科學家重要性的一個尺度。而薩特的靈感之淵源與力量也是由此而來。作為作家與哲學家,薩特是戰後文學與知識分子的討論中一個中心人物——受讚譽,受爭論,受批評。

  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內在,由深沉的、嚴肅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讀者,以致世界。他的哲學思想被年輕人奉為一種解放而歡呼。薩特的存在主義,我們可以用這種意義來做瞭解:人所期望達到的快樂,是由他願不願意站穩腳跟來決定的:各人依照自己的秉賦站穩腳跟,並接受因之而來的後果。諾貝爾的同代人拉爾夫愛默生的名言說:『除了自己心智的裡外合了之外,沒有其他東西是根本神聖的。』薩特的存在主義便是這種哲學更嚴正的注解。

  「人類生活的品質並不僅以外界的條件為准,也以人的幸福為准。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都講求標準化,而且社會組織複雜;對個人生活意義的覺察容易消失,但無疑已經鈍化;在今日,猶如在諾貝爾時,高攀理論,實屬迫切之事。」

  最終,薩特在大眾的面前,在真理面前接受了這個不得不接受的諾貝爾文學獎,薩特的名字從此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獎史上。得獎評語:「為了他那富於觀念、自由精神與對真理之探求的著作;這些著作業已對我們的時代產生長遠的影響。」

  據說,由於他不希望接受諾貝爾獎,瑞典學院不得不宣佈頒獎儀式無法舉行。成為一個空前絕後的唯一的沒有舉行頒獎儀式的獲獎得主。當然,這位196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受之無愧的。

  1965年7月,薩特來到蘇聯。當時赫魯曉夫已經下臺,人們重新發表了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作品,並出版了阿赫瑪托娃的詩以及愛倫堡的一部分回憶錄。愛倫堡曾經邀請薩特參加了在赫爾辛基舉行的和平代表大會,並暗示他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寫了一封信,為布羅茨基說情。沒過多久,布羅茨基就被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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