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22)_學達書庫

二二

　　1955年9月6日，他們抵達北京。對於周圍的一切都那麼陌生。他們並不瞭解中國當代文學。至於他們的名字，在中國只有幾個研究法國文學的專家才知道。

　　中國政府邀請他們來訪，是為了讓他們親眼目睹新中國的進步。在中國嚮導的帶領下像往常一樣漫步在北京、上海、瀋陽的街頭。對中國的城市和居民有了許多瞭解，懂得了什麼是不發達國家以及6億人口的貧困。昨天，中國人還忍受著長期營養不良、流行疾病以及兒童早夭的痛苦，可今天，已經穿上了乾淨、漂亮的衣服，並且有得吃和住。

　　薩特和波伏娃將中國的歷史和社會主義的經驗做了比較，深為歷次變革的務實精神所震驚，比如說，人們沒有根據平等的原則消除僕人存在的條件，而是讓他們得到體面的報酬。艱苦樸素和自力更生已蔚然成風，無論是新的政界要人還是普普通通的工人都發揚著艱苦奮鬥的精神。

　　薩特曾經計劃寫一部關於中國之行的長篇論著，但他的願望並沒有完全實現，不過，在他的《現代》雜誌上還出了一期專號，標題是《中國今昔》。波伏娃寫了一篇題為《長征》的文章。

　　薩特和波伏娃離開中國後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星期。

　　1955年正是莫斯科全面發展的時期，卡車、推土機、起重機佈滿了大街小巷，沒有一個人像在那時中國那樣背著土筐子。他們曾經被一些蘇聯作家邀去吃午飯，午飯備有充足的下酒菜：1/4只燒羊以及許多盛在大盤子裡的菜肴。俄國人把所有的16瓶酒都喝幹了，臉色卻絲毫未改。薩特好不容易才做到「神態清醒地談論」批評作用，而波伏娃則早已滿面通紅了。

　　在莫斯科期間，他們寫了幾篇文章，還多次接受記者採訪並在電臺上發表講話。

　　回到巴黎後，薩特又愛上了克洛德·朗茲曼的妹妹埃維麗娜·萊伊。她是一位才華出眾的女演員，在蓋斯特中央劇團工作。她第一次嶄露頭角是在巴黎上演契訶夫的《三姊妹》。在薩特的建議下，她取代了埃斯黛爾在《間隔》中扮演角色，又在阿達莫夫的《乒乓球》中飾演角色並上了電視。她在政治上也投身於極左的一方。她對薩特的愛很深。

　　1956年伊始，意大利人成功地實現了薩特試圖在法國實現的左派統一。「知識分子對共產黨人抱有好感，而共產黨人則忠實于自己的人道主義傳統」。

　　薩特為這種熱烈的氣氛所感動，他非常喜歡意大利的左派報紙。這些報紙的讀者面廣大。

　　然而這一年的世界潮流使薩特很少有機會悠然自得地享受生活的樂趣。他和波伏娃被下面這條新聞驚得目瞪口呆：「蘇聯坦克駛入布達佩斯，抗暴者與俄國人發生戰鬥。」

　　薩特曾經做過許多努力表明願意同共產黨人合作的態度，如今只好大杯大杯地喝著威士忌酒以克制心中的惶恐不安。

　　納賽爾不久前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整個夏天法國和英國都在準備戰爭；人們預計英法聯軍隨時都有可能在埃及登陸。

　　國際局勢變得越來越不安。11月8日，薩特簽署了《反對蘇聯入侵的宣言》。《現代》雜誌出版了一期關於波蘭問題的專號，第二年1月又出版了一期關於匈牙利問題的專號。他始終都在為編纂雜誌積極地工作著。

　　在發生於世界範圍內的所有悲劇事件當中，最使薩特感到痛苦並引起他最大反感的是阿爾及利亞戰爭。

　　他堅信阿爾及利亞終將獲得獨立。《現代》雜誌發出呼籲：阿爾及利亞人民應該獲得獨立，並且認為只有民族解放陣線才是阿爾及利亞人民的代表。薩特的支持者認為，有必要在左派當中區分誰是真正的盟友、誰是真正的敵人。

　　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當上法國總理之後，在左派當中分離出了一個非共產主義的新派別，他的支持者是讓—雅克·塞爾旺—施萊伯和《快報》。《現代》雜誌並不承認孟戴斯·費朗斯是左派的代表，關於這一點，波伏娃在《人道報》上發表過聲明。她認為支持孟戴斯·費朗斯的左派是與真正的左派相對立的。

　　早在1955年，《現代》雜誌就曾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指出，孟戴斯·弗朗斯的擁護者由於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等方面的原因，思想正在朝右轉。並認為右派思想已經過時，它不會給人類帶來任何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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