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21)_學達書庫

二一

　　§5、政治旅行

　　1949年春天，根據在黑非洲專門研究人種志的朋友米歇爾·萊利斯的建議，薩特和波伏娃動身去非洲，這次旅行中，他們從阿爾及爾到了霍加爾，然後去了果阿、廷巴克圖、博博迪烏拉索、巴馬科，最後抵達象牙海岸。象牙海岸籠罩在恐怖之中：移殖民企圖廢除1947年通過的取消苦役的烏弗埃法案。

　　在薩特和波伏娃看來，這是他們的第一次「政治旅行」。他們打算同非洲民主聯盟接觸，瞭解情況，然後在《現代》雜誌上把事實公諸於世。但這次政治旅行卻失敗了。他們除了看到那裡的非洲生活，剩下的是疲勞，至於政治方面一無所獲。

　　回到巴黎後，人們陷入真正的恐慌中。原來，朝鮮戰爭開始了，他們認為中國將進攻福爾莫日，第三次世界大戰看來不可避免了。在那裡，人們紛紛湧向雜貨店，排隊搶購食品，以便貯存起來，因為大家預計紅軍可能佔領法國。但薩特認為戰爭如果爆發的話，幾年前就已經爆發了。所以，他慫恿波伏娃啟程赴美看望她的情人阿格林。但他心裡卻沮喪透了。當時，他同多羅萊斯爭吵了無數次，最後斷絕了往來。

　　1951年，《現代》雜誌編輯部的工作人員已經分道揚鑣。莫裡斯·梅洛—蓬蒂首先離開他們。他認為民主聯盟起初可能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然而卻遭到了共產黨人到戴高樂派的所有黨派的抨擊。於是弗朗西斯·讓松成了《現代》雜誌的主編。接著，在1952年5月，加繆跟薩特等人的關係也告破裂。

　　加繆於1951年8月出版的《反抗者》一書，使《現代》雜誌編委會陷入了混亂之中。阿爾貝·加繆在這本書中採取了與薩特等人截然不同的政治觀點和哲學立場。他反對斯大林主義。在《費加羅文學》報看來，加繆寫了一部當代最偉大的著作。《世界》報認為，二戰以來，他沒有出版過任何一部有類似價值的書。《法蘭西行動》的機關報，從這部書中發現了恢復民族主義，甚至回歸上帝的思想。

　　在《現代》雜誌編輯部，每逢召開編委會時，波伏娃提醒道：「別忘了咱們該分析加繆的作品了？而所有的編輯成員都說加繆沒有讀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論述的東西連他自己都沒弄懂。一天，薩特和波伏娃在聖·蘇爾比斯廣場咖啡館時，加繆也走過來，向他們談論他的《反抗者》，以為他們喜歡這本書。當時，薩特和波伏娃十分尷尬，不敢直言相告他們的想法，因為加繆畢竟是老朋友了，而且在過去很長時期中，他們曾非常欽佩他。

　　最後，由弗朗西斯·讓松負責撰寫一篇文章發表對加繆的看法。文章結尾處寫道：「《反抗者》首先是一部不成功的大作。」加繆被薩特等人的否定弄得心煩意亂。後來，他和薩特中斷了友誼，薩特很後悔，因為在他看來，加繆曾是個「作品、行動、自身相結合的奇妙整體」。

　　從1953年開始，政治把薩特深深吸引住了，他忘我地工作，勞累過度，他從未寫過這麼多的文章，參加過這麼多的會議。他參加了全國作協，而且擔任了蘇法協會副主席職務。薩特和波伏娃兩人的生活已經完全起了變化，他們各自的愛情雖不曾使他們分手，但政治分歧卻可能造成這一不幸。他們同甘共苦已經很久了，會不會分道揚鑣呢？波伏娃擔心同薩特的默契會受到損害，然而她還是希望能繼續保持下去。

　　1954年10月，艾爾莎·特麗奧萊邀請薩特和波伏娃去荷蘭參加東西方作家會晤，會議結束後，薩特應邀訪問莫斯科。5月，博斯特告訴波伏娃，薩特住進了莫斯科醫院，聽到這個消息，她心裡有一種不安寧的可怕的恐慌。

　　薩特回到法國後，便同米歇爾·維昂動身去意大利，他抱怨自己的身體狀況不佳，精力不集中。於是波伏娃決定由她帶薩特去阿爾薩斯、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到達斯特拉斯堡的那天，病情有所好轉時，薩特便又寫作起來。

　　1955年2月20日，薩特在一次有法國人和蘇聯人參加的集會上發表了一番簡短的講話，紀念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

　　6月，他的戲劇《涅克拉索夫》首次公演，受到共產黨人的熱情歡迎。薩特被邀請參加了在赫爾辛基舉行的和平運動代表大會。波伏娃也陪伴著他。當時，就連夏爾·戴高樂也開始接近蘇聯了。

　　薩特和波伏娃接到中國政府的邀請，準備到中國旅行幾個月；此外他們還打算回國時在莫斯科逗留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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