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20)_學達書庫

二〇

　　薩特和波伏娃以及他們的朋友很少去夜總會，但經常去一些酒吧，他們有時喝多了，就發酒瘋，雅克—洛朗·博斯特攻擊所謂的敵手，薩特變得好鬥，拒絕別人用小車送他回家。一天晚上，柯埃斯萊爾把一輛出租車的車門摔碰到加繆的臉上，加繆用青腫的眼睛瞪了他一眼，加繆喝多了愛發脾氣。柯埃斯萊爾想勾引波伏娃，而薩特對他的妻子產生了興趣，對米雪爾·維昂懷有「狂熱的愛」，同她拉手散步，後面跟著博裡斯·維昂；波伏娃對柯埃斯萊爾有過很短暫的愛情，她把他們的愛慕寫進了《女客》。

　　這個團體互相幫助，阿爾貝·加繆負責伽裡瑪出版社的《希望》叢書，出版波伏娃朋友的書：他的叢書第一本小說署名維奧萊特·勒呂克，書名是《窒息》，接著又出了一本雅克—洛朗·博斯特的小說《最後的職業》以及柯萊特·歐第的《人們扮演失敗者》。薩特、波伏娃、加繆是擁有讀者最多的作家，最受歡迎而又被評論最多，遭受的詆毀也最多，他們後來成為青年一代的精神導師，有人熱愛他們，有人仇恨他們，人們談論的都是他們。

　　薩特的繼父死于1945年，由於母親害怕再次享受到孤獨的捉弄，在令人悲歎的波餘帕特買了一幢房子和她的兒子薩特住在一起。

　　從那時開始薩特退出了教師生涯，不再擔任教授，而成為一名新聞記者，這種職業給他的寫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好機會。這時他創作了小說《自由之路》，並在周年出版了小說《自由之路》的第一冊《理性時代》，第二冊《緩刑》。

　　作為《戰鬥報》和《費加羅》報的特派記者。薩特赴美國大學進行巡迴講演。戰後接觸，交流重新開始，美國十分渴望瞭解法國知識界發起的運動。人們往往把同情的目光投向法國，法國，那正是人們企盼得到新思想的地方。在那兒，薩特的講演一個接一個。

　　他的工作幾乎天天都是：撰寫文章、接受採訪、舉辦講座，同時還要繼續寫作。他的周圍被記者包圍了。

　　一個個問題撲面而來，什麼是存在主義？

　　紐約的繁華使薩特著迷，他看得眼花繚亂，如同中西部的農場主初到紐約一樣。他跑遍了整個布魯克林區、曼哈頓使他大開眼界。他時而在這家雜貨店飲一杯桔汁，時而在那家雜貨店喝一杯可口可樂。時而又在酒吧喝一杯威士忌。所到之處，人們圍著他要他談談他的生活。他還結識了托洛斯基的秘書貝爾尼·伍爾夫，後者向他講述了1940年托洛斯基被暗殺時的情況。而此竟成了他寫《髒手》的主題。1947年1月25日，波伏娃也登機赴美。在《紐約人》報上專發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歡迎這位「漂亮的存在主義者」訪美，稱她為「讓—保羅·薩特的志同道合的女伴」。在普林頓大學，波伏娃的法語講演使與會者聽得出神：「作家應當介入生活，應當有所選擇，應當有責任感。因為，作家是自由的」。4月15日，她來到史密斯學院，參加關於「婦女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的學術研討會。當時，波伏娃已經開始了她《第二性》的撰寫工作。後來這部《第二性》成為世界人們公認的著作。

　　在美國，薩特墮入愛河，那個情人叫多羅萊斯，是一位女演員。戰前在蒙巴那斯劇院演出過，波伏娃曾在大圓頂的歌劇院欣賞過她的表演，她格外引人注目，戰爭開始後，她跑到美國，成為安德烈·布勒東的情人。後來嫁給一個有錢的美國醫生。薩特在紐約撩起了她的愛情。她決定離婚。薩特很愛她，但他不想打亂他人的生活平衡。多羅萊斯則企圖獨佔情場。

　　她從美國給薩特打電話，說她要來巴黎。她果真來了。

　　薩特既要從纏綿的愛中搶救出幾個小時來工作，又不想讓波伏娃與多羅萊斯接觸。

　　這樣，薩特和波伏娃搬到巴黎城郊的禦港附近居住，在那裡可以平靜地工作。薩特有時在巴黎和多羅萊斯過夜。其餘的夜晚，多羅萊斯常常哭泣著給薩特和波伏娃打電話，薩特終於讓步了。末了，薩特陪多羅萊斯到達勒阿弗爾，她在那兒啟程回美國。然而，生活的溫情卻遲遲才恢復過來，薩特和波伏娃都變得沉默寡言。後來，波伏娃給美國的情人阿格林掛了個電話，去了美國與他同居。他要求波伏娃永遠留在他的身邊。他還不瞭解薩特和波伏娃的所簽條約的力量，他被波伏娃的拒絕弄得惱羞成怒。

　　薩特和波伏娃都無意毀掉他們之間的融洽默契。

　　他們把事業放在首位，他們偶爾也墮入情網，對方常常情不自禁地要求結婚。但他們在一種契約愛情中有特許的自由，這種特許的自由，被薩特和波伏娃稱之為「某種忠實性」的「忠實性」。這種契約愛情不管事過境遷，還有其他多種類的愛，也不願意自我消亡，它仍吸引凝聚著有情之人。

　　1948年，法國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和平主義運動。同一天，薩特參加了由大衛·魯塞、讓·盧和喬治·阿特曼創立的革命民主聯盟。薩特認為，革命民主聯盟能夠吸引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革命的無產階級；共產黨人也是從這些階層中吸收黨員的，因此薩特成了他們的直接爭奪對象。

　　《現代》雜誌編輯部與共產黨不太相和。在聯合國就蘇聯勞改營裡的苦役作出公開評價後，薩特和梅洛—蓬蒂在一篇署有他倆名字的社論中，譴責共產黨人沒有誠意：「當一個未滿20歲的公民被關在勞改營時，不存在什麼社會主義」。然而同時使共產黨人和梵蒂岡反感的《第二性》的被指責；艾爾莎·特麗奧萊對《第二性》發起了進攻；共產黨作家還誹謗了布勒東、加繆和薩特的「資產階級文學」。

　　幾個星期後，蘇聯都在與赫拉普欽科爭訟。大批證人發了言，他們的證詞道出了事實真相：勞改營的生活。「我們開始尋思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是否配得上叫做社會主義國家。」1949年，薩特辭去了革命民主聯盟的職務。因為這場運動滿足了「一個抽象的需要，卻未能滿足真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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