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18)_學達書庫

一八

　　什麼是存在主義？就是一個人感到噁心、厭倦、徹底擺脫了存在的義務，並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的那種歡樂。

　　薩特和波伏娃奉獻給從世界大戰中擺脫出來的公眾的哲學，是要使公眾接受其現狀，並戰勝1939年至1945年間世界所蒙受的精神創傷。這種精神創傷包括對戰爭的厭倦、厭惡，對萬惡的集中營的披露引起震驚和被佔領時的屈辱。

　　在這種精神創傷中災禍接踵而至，簡直使人覺得這些災禍永遠也不會消失了，饑荒、奴役、酷刑、專制暴政、屠殺、告密。世人良心上負疚累累，記憶中惡夢重疊。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存在主義出現了，它似一股颱風驅散了迷霧，吹走了疫氣，消除了毒素，使人們的生活重新恢復了正常。它把在五年裡使世界一敗塗地的魔鬼趕走了。敢於正視厭惡的心理，並在接受它的同時戰勝它。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應該引起對抗人類狀況的荒誕性，敢於把它看成既非強加，亦非命中註定和最終不變的，人是自由的，負有責任的，能夠超越過去的行為，能夠使「善」獲勝。對於許多善良的人們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創新。

　　存在主義的誕生一方面激起天主教徒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激起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憎恨。對存在主義的攻擊來自四面八方：思想家們攻擊其存在的原理，文學家們攻擊其美學。他們指責存在主義使年青一代非道德化，同時又指責它是寂靜主義，指責存在主義是悲慘主義，是墮落的。

　　這是那些攻擊者們不理解存在主義哲學的真正內涵和存在主義給人們帶來的巨大影響。對於習慣於以階級、等級，或根據宗教傳統進行思考的公眾來說是太難理解了。「真誠」的概念是拋棄一切謊言、藉口，一切幻想，一切惡意，一切正當不正當的理由，更使他們膽怯。

　　且說在佔領時期，位於塞納街、聖父街、參議院和太妃街之間的這個區住的幾乎都是外省人。使得大批知名作家和夢想成名作家的人，及藝術家、電影工作者、演員雲集到咖啡館裡來，利浦、花神咖啡館、皇家橋酒吧、雅克街的綠色酒吧都是知識分子以及本區的幾個政客經常光顧的地方，這些咖啡酒吧保持著一種古香古色的風貌，顧客也都是本地人。

　　解放不久，這個沉睡的區蘇醒過來了。它成了年青一代的活動區。成千上萬的格子襯衫，小褲管褲子，橫條紋短襪和籃球鞋——新奇的服飾——出現在巴黎街頭。人們很便宜地買到這些東西。只需把頭髮剪成美國兵一樣的短髮，一種新外型就誕生了。女孩子們穿黑色對折短裙，黑色緊身衫，根據朱莉亞特·格雷柯的發明蓄長而平的髮型。

　　在雅各大街的綠色酒吧，一群人抱怨沒有一個屬自己的能喝上一杯酒的地方，跳跳舞。在這群人中，有剛獲得瓦萊裡詩歌獎的安娜—瑪麗·加托利，與她形影不離的女朋友，朱莉亞特·格雷柯，未來的電影藝術家亞力山大·阿斯呂克，年輕的喜劇演員馬克·多萊尼茨，還有一些年輕演員和年輕畫家。

　　綠色酒吧的老闆為他的顧客們開闢了一個他們所尋求的角落：酒吧的地窖。當朱莉亞特·格雷柯，安娜—瑪麗·加托利，亞力山大·阿斯呂克走進這個用來放雜物的地下室時，看見房梁上寫著：「塔布」兩個字。使館的年輕參贊弗雷德裡克·肖沃魯是聚會的資助人，海軍司令的侄子羅伯爾·奧布瓦諾負責看門。

　　社會部長克裡斯蒂昂·比諾的兒子阿蘭·凱爾西成了鋼琴演奏員。他用鋼琴演奏爵士樂，鋼琴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進地窖的，他們把地窖改成一個酒吧，靠透進來的光照亮，倒不是喜歡昏暗，而是為了儘量少花錢。高腳圓凳高低不平，軟墊長凳在黑暗中還算過得去。加托利，格雷柯和多萊尼茨被推選負責飲料，飲料只有可口—羅姆酒。「塔布」有著磁鐵般的吸引力，它成了一個私人俱樂部。晚上10點，朋友們走進地窖，湧入狹窄的小通道，跳起快速的爵士舞。博裡斯·維昂同他的兩個兄弟組成一個樂隊用小號演奏。

　　不久，全巴黎的知識界都到太妃街33號的地窖中去冒險。在那裡可以看見格雷諾·梅洛—蓬蒂、加繆、勒馬商以及畫家、音樂家，都相聚在此，一大群攝影師慕名而來，把他們團團圍住。格雷柯、加托利、多萊尼茨的三重奏成心要把地下酒吧搞成一個鬧哄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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