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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薩特寫作《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一部分時的激情嚇了朋友們一跳。在給妹妹的信中,波伏娃這樣寫道:「在兩周當中,他度過了五個不眠之夜,在其他幾個夜裡,他只睡了四五個小時。」這篇在《現代》上連載的文章充滿了論戰的激情,它不僅回答了右派與非共產黨左派對共產黨的種種指責,而且試圖探究一些很深刻的問題,例如:「共產黨在何種程度上是工人階級的必然的代表;又在何種程度上是後者確切的代表。」薩特還對「群眾」與「工人階級」作了基本的區分:群眾是由孤獨而軟弱的個人組成的結合體,而工人階級則由革命實踐聯合起來,共產黨就是這種實踐的必然中介。薩特最後得出結論: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這篇文章在左派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激發了以梅隆·龐蒂為首的一批《現代》雜誌同仁的反對。許多人公開地,或者不那麼公開地同薩特一刀兩斷,其中有些人是因為實在無法贊同薩特的政治見解,而有些人則是因為發現同薩特連在一起會給自己帶來損害。

  1953年,《亨利·馬丁事件》一書出版,薩特在其中選錄了有關文章並獨自寫了近一百頁的評論。儘管此時亨利·馬丁已被當局在群眾的壓力下釋放,但這本書仍然激起了不小的反響,人們對薩特日益鮮明的趨共立場感到吃驚:「這本書,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與其本階級決裂的行為。」此外,由於新聘用了兩位左派知識分子——貝居和朗之曼做編輯,《現代》雜誌重新帶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薩特從未像現在這樣接近共產主義者,但作為一個真誠的革新分子,他不想拋棄自己獨特的判斷力,也不想讓人們誤解他已經與共產黨員無界限,為此,他在與共產黨人一道工作的同時,不斷撰文闡明自己是為了什麼,是在多大程度上同共產黨保持一致——「文章的目的在於表明我與共產黨人在一些確切的、有限的方面的一致,不過我是從我的原則而不是從他們的原則來論述的。」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薩特所無法苟同的是斯大林的高壓統治、蘇聯的反猶太主義、布拉格審判等等。當右派作家莫裡亞克在《費加羅報》上指責薩特不對斯大林的反猶態度表示譴責時,薩特答覆說,他會選擇自認為合適的時機這樣做。薩特也逐漸認識到,共產主義不是一夜之間就會到來的,但資產階級政權想使自己永世長存,而馬克思主義卻已預見到了自己的未來。社會主義的暴力不過是一個新紀元在兒童時期的疾病,人類必須經過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具備真正的人道主義——薩特重新閱讀了馬克思、列寧、盧森堡等人的著作。他試圖朝馬克思主義方向擴展他的哲學,但並不拋棄他自己的原則和目的。

  為了進一步瞭解共產主義的實踐,薩特和波伏娃應邀來到中國,作為期45天的訪問。

  1955年9月6日,薩特和波伏娃抵達北京機場。這是一次奇特的訪問,因為雙方都互不瞭解:薩特和波伏娃是第一次來到遠東,中國對於他們而言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國家。而中國人對薩特和波伏娃也知之甚少,因此交談很難深入下去,往往是在寒暄了幾句後,便轉向了天氣或烹調。但當兩人在中國人的帶領下,來到北京、上海和瀋陽的街道時,那種美妙、新鮮的感覺彌補了這種相互的不瞭解。

  正處在大躍進時期的中國使薩特與波伏娃大為震動,在革命成功後的短短幾年內,中國已經較好地解決了通貨膨脹、貧窮、饑餓、流行病、嬰兒死亡率偏高等一些常常伴隨著革命而來的問題。最讓他們欽佩的是:從新生的政界、傑出人物到工人,艱苦樸素蔚然成風。不過,薩特也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發達國家」這個詞的含義,體會到了當貧困困擾著6億人口時,貧困意味著什麼。

  看到中國人民是以怎樣深切的急迫心情在為自己建設未來,薩特感慨萬千。11月2日,薩特接受了《人民日報》記者的採訪,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盛讚「在中國,直接的現實是未來,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了建立一種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會制度而努力」。在人民大會堂,外交部部長陳毅接見了薩特和波伏娃。

  回到巴黎後,薩特打算撰寫一篇關於他最近訪華的研究性論文,然而新的時局使他未能完成這一計劃。

  第二十四章 從匈牙利事件到《辯證理性批判》

  旅遊是薩特與波伏娃從不倦怠的度假方式。迄今為止,他們已經遊遍了大半個世界。在所有的國家中薩特和波伏娃最喜歡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倆最鍾情羅馬。這一年,他倆決定:以後每年夏季都要來這裡的國家旅館住上兩個月。羅馬真稱得上是一座理想城市。這兒既沒有絲毫外省氣息,但你能感受到鄉村的粗獷和靜寂:這兒沒有工廠、沒有煙塵,因此你能呼吸到在一塵不染的天空下浮動著的清爽空氣,看到在牆壁之間遺留著的土壤的色彩。每當傍晚來臨,羅馬就更美得讓人心醉:黃昏的天空如一幅天鵝絨,屋頂上均勻地鋪著一層已逝陽光的餘輝,又依傍著猶如一壇壇鮮花的繁星,燈光將一束束噴泉化成枝狀形的寶石在輕輕波動,倒影點點的水底中,石塊也變成了微動漣漪的晶體。羅馬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在這裡,世上最最平凡的一切都稱得上美。

  今年夏天的羅馬格外讓人心曠神怡,尤其是眼見意大利人成功地實現了薩特期望在法國實現的願望:左派空前地團結在了一起,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支持共產黨,而共產黨也一直信守他們的人道主義立場。面對如此友好、自由的氣氛,薩特的旅遊心情格外好。

  生活是一條鏈,而不幸和煩惱是這條鏈上的鏈節。10月24日,薩特、波伏娃正與意大利共產黨員畫家古圖索一起愉快地共進晚餐,一張報紙上的大標題讓他們驚呆了:匈牙利發生流血事件,蘇聯陸軍和空軍進攻叛亂者。仿佛被人打了一悶棍,他們三人弄不清所發生的一切到底意味著什麼。他們只能心神不寧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細閱讀報道。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是人民對於一個不得人心的政府和自身無比嚴酷的生活條件的反抗情緒的一個大爆發。可蘇聯為什麼這樣急於干涉呢?它這樣做不是公然違背了二十大上所允諾的不干涉原則嗎?它不是會在世人的眼中變成一個帝國主義列強,變成一個壓迫者嗎?想到幾百萬人正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薩特將杯中的威士忌一飲而盡,激動地說:「蘇聯是社會主義的最後機會,而它卻背叛了社會主義。」「而我們既不能贊同這一干涉,也不能譴責蘇聯。」古圖索接過話頭,淚水從他眼中奪眶而出。為了抵制絕望情緒,薩特拼命說話,並大口大口地灌威士忌,酒把他嗆得眼淚直流。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他感到自己的心開始滴血:難道過去將近4年時間裡自己為設法與共產主義保持一致而作的努力都付之東流了嗎?為了達到某種一致,為了使這種一致不受影響,薩特曾經用了那麼久的時間,花費了那麼多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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