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37)_學達書庫

三七

　　隨著形勢越來越嚴峻，薩特和加繆的思想分歧越來越大。當薩特滿懷豪情地加入「民主與革命聯盟」組織時，加繆甚至不願意在該組織成立的宣言上簽字。數月之後，當加繆積極聲援世界公民運動時，薩特則認為該運動是幼稚的、無效的。薩特越來越相信社會主義幹真萬確，而加繆日漸堅決地信奉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於是，兩人的交情已經所剩無幾了。1951年11月，加繆的《反抗者》一書的出版導致了他們最後的決裂。

　　《反抗者》採取了完全與薩特對立的思想、哲學及政治立場，它表明加繆頂多是一個資產階級制度的批判者而非破壞者。為了不使最後的一點友誼喪失殆盡，薩特對此書未置一辭。可是，《反抗者》使《現代》雜誌的幾乎每一位編委都困惑不解，如果不予以反駁，《現代》便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為此，薩特決定找一位不會對《反抗者》全盤否定的人來對它進行批評。一年前加入《現代》的弗朗西斯·讓松自告奮勇寫一篇措詞慎重的文章。

　　加繆對自己的新著抱著很大的希望：它實在算得上是討論戰後改變了的政治和主要道德方向的重要論述呢。可眼下各種評論都讓他氣餒，因而他寄希望于《現代》上的評論會對他有利。但薩特對他直言相告：

　　《現代》對此書評論的調子如果說不會太尖刻，起碼也是相當冷漠的。加繆聽了大吃一驚，十分生氣。讓松的文章出來了，他意氣用事了些，對加繆的非難十分尖銳：他指責加繆「否定歷史」，進行說教，批評了他那種無濟於事的老好人的態度。他的這篇長達16頁的文章是這樣結尾的：「《反抗者》，首先是一本失敗的大部頭書。」

　　儘管事先受過警告，加繆還是為薩特派對他的徹底否定震驚不已。這種打擊幾乎令他無法承受，私下裡他對一位朋友說，他簡直無法繼續工作，失去了生活的欲望。最後，他決定給《現代》寄去一封長達17頁的答覆信，矛頭直指薩特。信中稱薩特為「社長先生」，說自己不喜歡聽那些總是順應歷史方向的人來教訓別人。薩特當即回答了加繆的指責，這就是《答阿爾貝·加繆》一文。他令人信服地讓人們注意到了加繆在自辯時流露出來的傲慢自大和自我中心意識，事情就這樣公開化了，兩位曾經志同道合、共同戰鬥的朋友徹底地決裂了。

　　自此，薩特和加繆再沒有見過面。1960年1月4日下午兩點左右，加繆不幸遭遇車禍身亡。薩特和波伏娃為加繆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薩特寫了一篇很動人的悼念文章，以紀念他們曾經一起走過的日子。他說，加繆政治上的不干預思想有時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他一直保持著對加繆這個人的好感，和對他作為一位作家的尊敬：「我跟他吵架了。吵架，這算不了什麼，哪怕是兩人永不見面，這不過是生活在一起的另一種形式而已，在我們居住的這個狹小的世界裡，彼此並沒有從視線裡消失……」

　　第二十三章　批判的同路人

　　1952年是薩特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事實證明沒有什麼第三條道路可走，薩特再也不能忍受那個把他撕成兩半的矛盾，不能再有什麼遲疑，不能再有什麼妥協，他感到自己必須儘快做出明確的選擇。種種外部環境告訴他：在左派面前，只有一條路還沒有被堵塞，那就是尋求與共產黨的重新團結。

　　這年，儘管法共方面仍有人在攻擊改編成電影的《肮髒的手》，但幾位負責人開始採取友好的態度，他們請薩特加入「爭取釋放亨利·馬丁委員會」，並就此事件與他合作寫一本書以使事實真相公之于眾。這是邁向和解的第一步，薩特立刻答應了，並投入了營救亨利·馬丁的行動中。亨利·馬丁是一名法國共產黨員，他反對在印度支那進行殖民戰爭，因而拒絕服役。當局逮捕了他，並判處他5年有期徒刑。1月，薩特和一些非共產黨人士聯名給共和國總統寫了一封信，要求特赦馬丁。奧裡奧爾總統接見了薩特，他承認對馬丁的判處過重了些，但只要共產黨人發起的這場營救馬丁的運動還在進行，他就無法考慮特赦馬丁。這個答覆並沒有讓薩特及共產黨人洩氣，他們繼續進行這本旨在揭露馬丁事件所有細節的《馬丁事件》一書的寫作，為要求特赦馬丁提供論據。

　　此後，薩特在政治上與共產黨進一步接近。事實上，早在薩特反對冷戰的鬥爭中，他就一直站在共產黨一邊，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意識確切而必要的體現」。不過，薩特無意加入共產黨，他怕太接近了反而會遠離他自己所尋找的真理。薩特後來把自己在這一段時期內與法共的關係，稱作是共產黨人的「同路人」——「同路人也者，我認為就是站在黨外來思索何為真理，希望對黨有所補充的人」。

　　這一年的夏天，薩特和波伏娃去了意大利，打算作為期3周的旅行。消息傳來，巴黎發生了雅克·杜克洛被捕案。雅克·杜克洛是在參加反對美國將軍李奇微（他繼艾森豪威爾出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武裝部隊最高統帥）訪問巴黎和抗議法國政府拒釋亨利·馬丁的示威遊行之後被捕的。聞訊後的薩特顧不得原定的旅行計劃，火速趕回巴黎。果然如他所預料，面對如火如荼的請願、示威、罷工等活動，右派發起了一系列反攻。6月4日，由於右派的抵制和不擇手段的破壞，共產黨發起的總罷工徹底失敗了。失敗的確令人痛心，而更令薩特痛心的卻是他在這期間所耳聞目睹的一系列逮捕、貪污和欺騙事件，而親手策劃這些事件的右派卻把罷工的失敗說成是全體工人階級對共產黨所持的反對態度的必然結果。薩特再也無法抑制住心頭的憤怒：「當我回到巴黎的時候，我必須立刻拿起筆來，要不然我就會被活活悶死的。我寫了，夜以繼日地寫了《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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