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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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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1月7日,阿爾貝·加繆出生於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一個普通工人之家。加繆從小就自強自立,中學畢業以後,靠校方信用貸款和打各種各樣的零工來謀求學業,他先後就讀於高級師範預備學校和阿爾及爾大學,只是由於健康的原因,他才沒能像薩特和波伏娃那樣通過統考獲得哲學教師資格,而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大學畢業後,加繆參與創辦了具有明顯激進傾向的《阿爾及爾共和報》,而他以記者身份所寫的文章在社會上激起了廣泛的反響,因為其中充滿了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的同情。不久,《阿爾及爾共和報》因其左傾政治立場而被殖民當局查封,身為主編的加繆被驅逐出境。1940年,加繆來到巴黎,在《巴黎晚報》任編輯。1942~1943年,小說《局外人》和哲學論文《西緒福斯的神話》相繼出版,立刻評論蜂起,使加繆一舉成名。 幾次接觸以後,薩特發現生活中的加繆非常可愛,他後來回憶說,1943年時的加繆是「一個有點阿爾及利亞歹徒味道的快樂的小夥子」。他單純、和氣、真誠,一心嚮往成功,希望成名,並對此毫不掩飾。他常常擺出一副一本正經的模樣,但在某一個始料不及的情況下,他會開點有些過分但十分巧妙的玩笑。最讓薩特和波伏娃欣賞的一點是:生活使他忙得團團轉,但他總能從所接觸的人和事中得到快樂。薩特感到加繆為自己的生活帶來了一陣新鮮空氣和阿爾及利亞的陽光。此外,兩個人都發現他們有太多的共同點:他們都是不依附于任何學派的孤獨者,他們也不屬任何派別和任何階層。和薩特一樣,加繆也正經歷著從個人主義到「介入主義」的轉變,在抵抗運動中擔當了重要職務。還有一個共同點最為重要:他們都同樣迷戀戲劇,正是這種共同的愛好使加繆在與薩特初識之後,很快打入了薩特生活的圈子。 加繆在大學時就開始了編演戲劇的活動,在戲劇方面有較深的研究。當1944年,薩特寫完了他的新劇本《禁閉》時,他看著眼前這位才華橫溢的小夥子,不假思索地說:「你來演主角吧,這齣戲也由你來導!」 加繆一開始還猶猶豫豫,但經不住薩特再三堅持和這個提議對他的誘惑,很快同意了。此後,加繆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表演和導演中。他在工作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幹練敏捷、熱情奔放使得他與薩特、波伏娃及其朋友之間的友誼日益加深。他常常參與薩特他們的聚會,品嘗波伏娃並不太高明的廚藝。有時,他們會去利普餐廳吃飯,然後去皇橋酒吧繼續交談。他們有那麼多話要說,以致到酒吧關門時還談興未盡,於是他們買了一瓶香檳,帶回波伏娃在旅館裡的住處,在那兒一直談到淩晨以後。儘管由加繆出演《禁閉》男主角的計劃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但薩特和加繆已經成為了一對無所不談的好友。不久,他倆又一起參加了由加利瑪爾出版社主辦的《百科全書》工作,共同負責編寫其中的倫理學篇章。由於朝夕相處,志趣相投,兩人的友誼不斷開出絢麗的花朵。 巴黎解放戰鬥前夕,抵抗組織實行合併,加繆擔任了秘密報紙《戰鬥報》駐全國抵抗運動的代表。這份報紙致力於搜集有關德軍實力的資料,並擁有一定的武裝力量。1943年夏,加繆帶來一對自稱為海狸和米羅的自願者,參加《戰鬥報》的秘密會議,後來當薩特和波伏娃成為存在主義浪潮中的名人時,與會者才發現海狸和米羅正是波伏娃和薩特。在抵抗運動中,薩特大力協助加繆,使《戰鬥報》成為一支重要的抵抗力量。巴黎解放戰鬥打響後,加繆特別請薩特和波伏娃負責報道這一重要的歷史時刻。 數月後,他又委派薩特代表《戰鬥報》前往美國,薩特總是把隨意寫下的印象記、筆記等寄給《費加羅報》,而把費盡心機採訪到的文章留給《戰鬥報》。戰後,薩特創辦《現代》雜誌,由於工作繁忙,加繆沒有成為編委之一,但他為《現代》雜誌的撰稿人在《戰鬥報》上開闢專欄,由於《戰鬥報》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20多萬冊,這一舉措是對《現代》的大力支持。當存在主義風靡法國時,人們總是把薩特和加繆的名字連在一起,稱他們為存在主義的領袖。這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哲學中確實有很多共同的東西,也因為人們常常看到他們在一起的親密身影。 友誼的維持必須與思想的一致為基礎,1945年是薩特和加繆友誼的黃金時間,從這年底起,他們之間有了分歧。加繆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企圖尋找一種能夠抵禦歷史和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的人道主義,因而反對共產主義。與此相對照,薩特從二戰期間就開始擺脫理想主義,要求自己在歷史現實中生活。儘管與共產黨有分歧,但從根本上說其政治觀點是左傾的。他試圖概括出一種能夠容納各種歷史形式以及較為劇烈的動亂的人道主義。不過此時他們對某些問題的意見依然一致,因而上述政治觀點的分歧尚未給兩人造成隔閡,不時會有一道陰影折射過來,導致雙方關係發生波動。 1947年,冷戰的形勢迫使薩特和加繆無暇再關心存在主義的命運,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問題上來,他們之間的討論變得越來越勉強,關於政治、道德、叛亂、革命等問題的爭論一觸即發。一天,當加繆大聲批評梅隆·龐蒂的新作《瑜珈信奉者與無產階級》,指責他為莫斯科方面辯護時,薩特忍不住走過來幫梅隆說話。加繆用一種大失所望的眼光看著薩特,「怎麼你老是調整自己來順應時勢?」說了這句話後,他拔腿就跑,並把門甩得砰然作響。薩特連忙追出去,但他不肯回頭。從這天起,一對好友斷絕了往來。 「我總是與自己作對。」薩特曾經這樣說。當薩特上下求索的時候,他有時是盲目的,但他總堅持開放自我。當他找到了認定的方向時,就毫不猶豫地否定舊我。而加繆傾向於把自己包裹起來。他總是確信自己早已形成的觀點,從而確信自我。當遇上政治形勢與他的觀念相矛盾時,他就繞著走。這種不同的人生態度使兩位偉人不可避免地分道揚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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